《亚洲周刊》最新一期以香港警察为封面，誉无法无天的黑警为“2019年度风云人物”，这件事做得太过份了，我已经无法说服自己再将你们视为朋友，如今就以这封公开信，与你们绝交。
自中文《亚洲周刊》创刊以来，直至本世纪初，一直秉承海外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鼓吹改革开放，批判独裁统治，声援大陆民运，推崇普世价值。我记得你们曾做过很多深入而大胆的报道，对推动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挥过正面作用。
我们相识多年，在工作上有过很多合作，个人交往虽说不上非常密切，但也一直有共同语言。我曾有少量文章在你们的刊物发表，你们的书也曾经由天地图书出版，不管怎么说，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长久以来，也一直以朋友相待。
因为《亚洲周刊》承办书展的作家活动，我们也曾有过不少合作。有一年你们邀请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资中筠女士来书展演讲，但资先生并没有作品在香港出版，我听说后即与江迅商量，取得资先生授权，在书展前赶出一本她的文集。另一次，因为天地图书出版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藁》，征得余英时教授写长序，我建议书展时请余先生来香港，江迅即到处张罗，准备提供两张来回美国香港的头等机票，此事后来虽因余先生不便终未成事，但当时的确感觉我们之间合作愉快。
如果我没有记错，因六四事件坐牢的李旺阳“被死亡”时，你们曾做过一期封面专题，刘晓波零八宪章事件，你们也曾做过深入评析，你们也曾做过抢救六四民运人士的“黄雀事件”的独家报道，你们在做这些新闻专题时，也都一直站在质疑和批判中共的立场。很多采访都是你们亲自做的，文章也是你们亲笔写的，从那时到现在，从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到站在中共的立场，这中间一百八十度的转换是怎么发生的呢？
如果之前的你们是真诚的，那之后呢？如果今天才是你们的真诚，那之前的呢？习近平说：“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莫非你们以前做的是对的，今日做的也是对的？你们真是深得“辩证法”的个中三昧啊。
这半年来，最多人谈论的是“割席”二字，你们应该不会忘记割席这个典故吧。三国时期魏国的管宁和华歆本为同门，有一次两人在屋里读书，门外有达官贵人经过，车骑显赫，管宁视若无睹，华歆却兴冲冲跑到门外翘望，羡慕不已。车骑过去，华歆回屋，管宁二话不说就把草席割了，然后说：“你不配做我的朋友。”古人交朋友，有如此严格的标准﹑崇高的境界，比起他们，我们真是有愧于前贤。
我自然远没有管宁那样的决绝，我一直因循地遵从一些交朋友的社会习惯，人都不是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为人宗旨，也有各自的生活处境，不可能事事都求全责备。自从梁振英竞选特首以来，《亚洲周刊》就成为梁的大本营，纠集一批梁粉，日以继夜为梁振英摇旗呐喊，当时我已经很不理解了。到占中时，你们更赤膊上阵，唯恐香港不早日变成大陆。考虑到你们老板的政治立场，我还是尽可能地体谅你们的处境，希望你们有机会尽可能维持个人的良知，为香港人说一些公道话。
初时你们仍会玩一点平衡，间中还会有涉及敏感政治议题的综合报道，貌似仍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但在处理上已经相当低调曲折，我明白你们的处境，也自以为体谅你们的苦衷。
我已经长期不看《亚洲周刊》了，因为如果你们不敢接触政治议题，又有预设的立场替中共和特区政府粉饰，我就不想再浪费自己的时间了。直至这一次，你们把对香港人残酷施暴的黑警，也当作英雄来崇拜，我也是看报道才知道，但做到这样，你们已经去到尽了，除了文汇大公，已经没有人可以做到你们这样了。因此我才发觉，我对你们长期以来都有误解，我误以为你们还有一息尚存的良知，我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才发现自己全然失察——如此欠缺知人之明，交友不慎，真有愧于古人。
我不理解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明白自己握有第四权，有责任监督政府，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统治者的利益，那么你们就应该和众多香港新闻工作者一样，致力维护香港的新闻自由，而不是反过来，致力维护统治者压制新闻自由的“自由”。你们年轻时投奔新闻行业时，曾否立志做一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闻工作者，而不是做专制政权的代言人？你们午夜梦回，有没有试过抚心自问，稍微有点不安和烦恼？
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们和大多数香港人根本的不同是什么了。我们为自由可以不爱国，你们却为爱国可以不自由；你们生活在尚有自由的地方，情愿放弃自由，我们生活在不能不爱国的地方，却敢于不爱国——我们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里。
俗话说，你交什么样的朋友，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在香港人为自己的命运拚死抗争的当下，我如果还当你们是朋友，我的人格就有问题了，我爱护自己的人格胜过爱护自己的生命，因此与你们绝交是我唯一的选择。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从前种种一笔勾消，未来种种楚河汉界。这半年多来，以我的立场和态度，相信你们也早就准备和我绝交了，如此我们就两便吧，各自割离，不留后路。以后道左相逢，也形同陌路人，你们是你们，我是我，最终，我们各自都去承担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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