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1日星期六
揭秘婚介机构:我能在那里找到伴侣吗?
众所周知,我在一家大型婚恋网站的地面VIP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经历带给我非常多收获,和极大的精神创伤。
值此新春虐狗佳节之际,给大家讲讲这类大型婚介所内部的小秘密。看完这篇,你会明白婚介所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是否适合那里,以及你应该如何利用婚介所的服务。
首先,没有托。
我知道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可以非常问心无愧地说,至少在我工作过的这家,是完全没有托的。
废话,要是有托,我们就不用那样殚精竭虑、寝食难安、精神创伤了。
精神创伤到什么地步呢?我不止听一个同事说起,睡到半夜猛然惊醒,因为想起她的某个会员这个月还没找着见面人选。而且这种事情每个月都发生不止一次。
我的精神相对强大,至少没有“垂死病中惊坐起”过,只不过是天天下班都得喝酒而已。
个么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不就是帮人找对象吗?为何会发生这种大型崩溃。这得从婚介所的流程讲起。
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
那些不能编入毛选的毛泽东经典雷人语录
第一部分 教育与知识
- 知识越多越反动。
- 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 ,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2016年10月23日星期日
周力:美国大选与华人态度
美国大选白热化,
最近华人的朋友圈里有很多人聊这个话题, 有一个现象让我觉得很奇怪:Trump在少数民族的支持率不到20%, 但是周围的朋友,主要是第一代的华人移民, 绝大多数都支持川普, 可能达到70%以上。 但是我们的孩子那一辈, 也就是平时所说的ABC们, 绝大部分支持民主党, 并且对父母支持川普表示震惊! 一个朋友的ABC女儿跟他妈说 “Mom, how can you support Trump?!”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在这方面是怎么走过来的。美国200年前是白人至上的社会, 虽然founding fathers( 开国元勋) 在独立宣言里面写上了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但那时并没有马上达到这个目标。 黑人以前是奴隶, 历史上也出现了多次对不同种族的迫害: 二战时期把日本移民关押在集中营; 美国的排华法案到1941年才取消 - 在此前,华人根本就不能入美国籍。
两百年来,美国的有识之士及少数民族进行了顽强的抗争。黑人领袖 马丁路德金 当然是一面旗帜
前两天在TED 上看到George Takei (Star Treck 里面的那个著名亚裔演员)的一个演讲- "why I love a country that once betrayed me"。他讲的是二战期间美籍日本青年在父母被关进集中营的情况下,为了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 组成了 第442步兵团, 在欧洲战场出生入死,442成为伤亡最大的一支部队。他想说明的是我们都在为建设一个平等, 平权, 没有歧视,伟大的美国奋斗, 真正的实现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反观在美国的华人,在这个抗争中基本上是坐了一个顺风车, 没有做什么努力。(哈哈,这也是华人的特点啊!)。
华人在经济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白人, 然后以为自己就是上等人了。立马掉转枪口对准其他少数民族, 比白人还歧视别人。
回到Trump vs 希拉里, 华人之所以反对民主党,支持特朗普,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希拉里代表的民主党主张推动社会福利
这个自然损害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华人的利益。大多数的华人努力工作, 在经济上达到了中产阶级以上的水平, 完全不需要政府救助。 那么我的问题是
民主党的具体救助方法,做法可以探讨, 可以商榷。 但是华人在态度上就不支持解囊救助别人 充分反映了华人自私的劣根性。
其实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是靠美国大学的奖学金, 助学金完成的学业。 找到了好的工作, 在美国成家立业。 难道回过头来就忘记了自己得到的帮助, 反对救助贫困, 救助还在水生火海中的社会底层人群?
第二个华人反对民主党的主要原因就是民主党提出的各种办法来提高黑人, 墨西哥人(准确是Hispanic ) 的入学率。
这样也是侵犯到华人的利益。华人历来重视教育,孩子入学不需要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照顾。 但是真正能让社会底层的黑人,墨西哥人有所改变的是教育。让他们在文化上有所改变,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 让黑人青年有新的role model – 医生,律师,工程师。 这样 才能真正意义上改变他们的处境, 改变他们的经济状态, 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 才能减少美国的贫富差别。 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好! 对大家都好!
现在大家都在叫唤华人买枪来对付黑人的抢劫, 这也是治标不治本吧?只有全社会一起来使劲, 来让黑人作为一个群体进步,才是减少暴力事件,抢劫事件的根本手段! 虽然这肯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但也要一件一件事情的做啊! 大学招聘更多的黑人,墨西哥人, 减少的最多的是白人啊! 华人在美国总共才百分之几个点?为什么华人跳的那么凶?
最后, 看看Trump 是个什么人。 在竞选总统之前,他口碑就很差,辱骂妇女,辱骂其他人种。 他基本上代表了中下层的那一批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白人, 他们认为少数民族以及全球化拿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太多的外来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Trump本人,基本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对妇女极不尊重- 其实就是对人极不尊重! Trump 就是要带领他们回到那个他们舒舒服服的Good old America.
少数民族基本都不支持Trump, 白人精英阶层也不接受Trump。美国的华人倒是大部分支持他。难道我们要让他代表的势力把美国带回到那个白人至上的旧美国? 他说的那个 “Good old America” 难道是我们要的那个 good/old吗? 他要的是那个他们白人的good
2016年10月19日星期三
婚房被强拆,贾敬龙射杀村长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财新网被删除文章:168名律师建议国务院撤销律所管理新规
认为司法部修订的《律师事务所办法》新增第50条限制律师执业行为,损害律师依法享有的刑事豁免权,损害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应当撤销。
【财新网】(记者 单玉晓)司法部近期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要求律师事务所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实施“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等六类行为,否则律所将遭行政处罚。
该规定公布后即引起律师界意见反弹。10月8日,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等地168位律师联合向国务院邮寄建议书,要求其撤销司法部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2016年8月14日星期日
骗局提醒:血腥原油,股票的资金都去哪儿了?
楼主:现货原油受骗维权 时间:2016-06-19 16:39:00 点击:13 回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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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原油就像一个大赌场,它的血腥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短短时间就能让你倾家荡产,现在的原油平台资金大部分应该是像吸血鬼一样从股市里面吸收过来的。被骗者都是经历了千股跌停的股民,想要回本就被骗子这样骗到深不见底的坑里。我的股票最后本金和现在的巨额借款就是被下面两个会员单位代理的三家平台给吸走了!
1.会员单位:中泓商银(天津)有限公司;平台:天津电子材料与产品交易有限公司(开户帐号为133100268082702),诈骗金额:人民币195,775.65(壹拾玖万伍仟柒佰柒拾伍元陆角伍分)
2.会员单位:中泓商银(天津)有限公司 ;平台: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户账户为2862 0155 6062 272),诈骗金额:人民币159,179.11(壹拾伍万玖仟壹佰柒拾玖元壹角壹分)
3.会员单位:青岛汇盈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平台:青岛九州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户账户为1081 7290 2055 579),诈骗金额:193,104.03(壹拾玖万叁仟壹佰零肆元零叁分)
以上三个平台及其旗下会员单位合计诈骗金额:548,058.79(伍拾肆万捌仟零伍拾捌元柒角玖分)
2016年8月13日星期六
长沙市宁乡县灰汤镇的湖南紫龙湾温泉度假有限公司对原宁乡县委副书记(现任长沙市农委主任)吴石平违纪腐败问题的公开实名举报
中共湖南省纪委、长沙市委:
并社会各界:
本公司是注册于湖南省的温泉度假专业公司,在素有“温泉之乡”盛誉的湖南宁乡灰汤投资数亿元开办了温泉度假村和度假酒店。现就我公司在宁乡的投资项目建设期间,遭遇前宁乡县委副书记(现任长沙市农委主任)吴石平的腐败盘剥和陷害,对其严重的违纪问题和经济腐败嫌疑予以公开举报。我公司承诺,我们的举报内容属实且证据确凿,我们也完全了解刑法有关诬告陷害罪的规定,如果有恶意捏造谣言和故意诽谤,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016年7月31日星期日
郭建龙: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
2014年5月20日,埃及防暴警察在开罗大学与反政府示威人群对峙。
文|郭建龙(行者,自由作家)
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总结世界上国家转型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由于最近几年最大的教训来自于中东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对该地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访问学习,但学习的结果却让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结论是: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革命抱有深深的疑虑。
但是,为什么革命不一定有好结果,却有如此众多的革命发生?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革命不得不发生,是被前政府逼的。
一般来说,要发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维稳式的警察国家。第二,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已经养不起维稳机构(特别是警察),只好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长期的死寂,如同铁板一块,仿佛没有尽头,但突然间,铁板绷断了,让人们目瞪口呆。
这是一场脆断,使得人们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不仅让统治者狼狈下台,还害得社会陷入混乱,于是,整个社会为独裁政权做了陪葬。
我们可以从阿拉伯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这两个特征如何让一个国家陷入革命和混乱的。
突尼斯的脆断和拯救时间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这一天,突尼斯Sidi Bouzid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 、26岁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这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惊天变局,革命爆发了。
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
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Bouazizi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Bouazizi没有这个证件,Hamdi按照规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是或许是因为嫌钱少,或许是为了秉公执法,Hamdi拒绝了他。
Hamdi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突,但不确定),随后Hamdi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Hamdi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Bouazizi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
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Bouazizi却连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杀了。这种自杀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
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如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突尼斯的政治结构说起。
在Bouazizi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Ben Ali已经执政了20多年(从1987年开始)。Ben Ali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问题出在Ben Ali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不过,按照Ben Ali的观点,到时候突尼斯就没有反对派了,因为社会发展得这么好,人人都为突尼斯的成就唱赞歌还唱不完。
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Ben Ali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这种以罚养警的做法,必然产生一定的操作空间。我之所以说“操作空间”,不说“腐败地带”,是因为警察可以不明着腐败,也照样获得灰色收入。
警察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缴钱的项目多。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将腐败所得变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几乎所有的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当然,直接腐败也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警察国家的确可以让警察“合法地获得非法收入”,甚至比腐败获得的还要容易还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
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超级稳定。
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断)。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
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在突尼斯革命后,幸运的是,Ben Ali虽然是个独裁者,在任时却给反对派留了一条生路,镇压而不灭绝。许多较为成熟的反对派虽然失声,却依然存在。另外,工商业和法律阶层也有较为独立的地位,所以,经过了革命后几年的混乱,在成熟反对派、工商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暂时稳定住了局面。不赶尽杀绝,这也算是Ben Ali对突尼斯的一个贡献。
在突尼斯之外的其他国家,则缺乏这样的幸运。
埃及的循环往复我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
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
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Saeed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警察把他的双手拧在背后,把他的头往石头上、铁门上、台阶上死撞,将他的头撞烂。有两个医生路过赶快施救,却毫无希望。就在医生试图救人的时候,警察还在继续击打着Saeed已经死亡的躯体。
到底为什么要抓捕Saeed,是一桩迷案。根据警察的声称,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涉嫌偷窃和携带武器(不是嫖娼),但这个指控是有疑问的。
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嘴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
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他们是法律之外的上帝。
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他们是穆巴拉克总统离不开的打手,已经和独裁政权牢牢绑在了一起。
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但是,埃及的财政状况比突尼斯还要糟糕。为了赎买底层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的钱财来补贴穷人,供给他们廉价的食品和用品。同时,穆巴拉克总统的家族和盟友、军队的头目们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块饼,剩下的饼还要用在和以色列的斗争上。
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
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吃。
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Saeed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于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个反抗的契机,这个青年死亡的照片传得到处都是,一个名叫“我们都是Saeed”的运动随之兴起。
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
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命开始了。
革命最初,人们是希望发动针对于维稳机构的大游行,目标不是指向穆巴拉克总统,而是指向了警察,要将这个维稳机构砸烂。但是悲惨的总统却发现,自己的政权已经无法和警察相分离了。他无法充当中立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警察们的大老板,警察的一切所作所为,要么来自于他的授意,要么来自于他的默许。
而人们也迟早会意识到,要想反对警察,必须把目标转移到对政权和总统的反对上。就这样,穆巴拉克总统稀里糊涂地因为几个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
更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同,这个国家缺乏成熟的反对势力,工商阶层也不够发达,商人们和政府捆绑过紧,当革命推翻了现政府之后,埃及立刻陷入了无法组织起有效行政机构的困境。
当人们对混乱厌烦了之后,又将另一个与穆巴拉克类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总统按照穆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
从这个角度说,埃及的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只不过又开始了另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仍然以维稳为目标,但必将以脆断为结局。
乌托邦里的维稳谈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我们试着再进一步,设想一个虚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皇帝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
但是,这个国家与埃及和突尼斯不是一个等级的,它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
由于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以下的论述只是基于假想之上。
首先,这个超级国家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这个超级国家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
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
最终,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走在了脆断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经接近终点,有的还需要等很久。正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很多执政者抱有侥幸心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当崇祯。
END
郭建龙 行者
曾经的IT工程师、财经记者。科技专栏作家。近年行游世界,有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领域著作。
2016年7月28日星期四
郭恩平:杭州,为你羞耻
郭恩平:杭州,为你羞耻
今年没有去过美丽的杭州,但常常听到杭州的新闻。要举办G20峰会了,所有街道全部翻建了,屋顶全部亮化了,商店全部美化了。还有更加惊人的,政府给会场周边每户一万元,叫他们会议期间都出去旅游;想必周边单位一律放假,学校一律停课。
消息不断传来。有在杭州做生意的老乡,回家了,因为会场周边所有商场市场都要关门,方圆几十公里的企业工厂都早早停工。全省各地大量的警力于7月初就调集到杭州,听说每个参加保卫的警察会补贴十万元,简直不敢相信。当然,杭州是不能随便进去了。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动辄几千万,几个亿。杭州有钱,中国真有钱。杭州真漂亮,漂亮得满城脂粉,浓妆艳抹,挤眉弄眼。中国有钱,有钱得让人零度心寒,让人要破口大骂。据说一共预算1600亿元,而2015年杭州市财政收入仅有2238.75亿元,浙江省也只有4810亿元。不禁要问,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直接再造一个杭州?为这几天的会议,花去杭州市一年财政收入的70%,是否值得,是否应该?
特权,在中国从来不是新鲜事。但大家在习以为常的同时,总是心存质疑。全国节假日放假一天,都要国务院发文件,春节也只放三天,现在倒好,一放就是十天左右。一有巨大灾难,便要全国各地捐款,还要设立5.15慈善日,每年强制性捐款,现在倒好,一掷几千亿元。中国为官者一向花公款如流水,这次更加堂而皇之,变本加厉。听说为了赶进度,好多项目完全抛弃了招投标的法律程序,这是多么草率,简直是不负责任,胡作非为,这将滋生多大的贪污腐败,是否有人在担心秋后算帐?谁有这样的特权,谁赋予了如此特权,任意凌驾于法律之上,完全无视纳税人的存在?
为什么就不能办一场常态的大会?非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倾其所有?本届国家领导人不是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吗?杭州这种做法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吗?杭州到底怕什么?求什么?又掩盖什么?好比一个纯情秀丽的女子,好端端被整成了搔首弄姿的风尘女郎;一个人声鼎沸的繁华都市,好端端被整成了一座空城。素颜怎么了?杭州的素颜,人间天堂,举世无双,是全国人的骄傲,难道还不够美吗?还不够自信吗?实在是小题大作,弄巧成拙。
杭州一片崭新,是好事吗?看到的,只是人为恶俗矫情的修饰;失去的,恰恰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装扮的,只是肤浅的媚俗;丢掉的,恰恰是深厚的底蕴。周边好大范围都人去屋空,冷清寂寥,只有一批一批的警察,老外会不会被吓到?世界会不会惊讶?如果国际友人想逛一下商场,买一件精美礼物,尝一回特色小吃,和中国百姓聊一聊天,如何才能实现愿望?
都说为了形象,形象如果没有真实,失去自然,还有意义吗?都说为了安全,难道周边居民和商家都是恐怖分子的嫌疑吗?有的地方学校里每个教室都要安上监控,这和G20有一毛关系吗?社会治安有这么恐怖吗?执政者就这么不踏实吗?
如果一场大会的举办,都要以扰民为代价,或者直接以国际会议的名义,粗暴蛮横地扰民,完全打乱大家正常的工作生活,改变每天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大会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有一句从小教育的话,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实这句话隐含了另一句,即平民的利益一文不值。这是一个城市的悲哀,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足够底气的人,不必在听说客人要来之时惊慌。内心真诚的人,不必在客人到来之前伪装。朋友相待的人,不必先于客人赶走自己的家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戴上涂脂抹粉的面具,这哪里是什么待客之道,这分明是如临大敌。
2016年7月12日星期二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谈"南海仲裁案"
原文在微信被和谐:王江雨:"南海仲裁案"分析
文 ∣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
南海问题现在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在外交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涉及到两方面:第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自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他反复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但因为南海矛盾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在应该说已经相当紧张。另一个就是南海涉及到中美关系,可以说南海争端现在已经基本上转化为中美之间的争端。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但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这几年的争端突然开始升级。但这个事情真正为各国所关注并作为国际争端浮现出来,是在1960年代末。当时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太平洋调查石油资源,得出的报告称南海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之后各国就开始关心南海。在1970年代以前,各国关注要少得多。
1970年代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略为知晓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越南和菲律宾开始大肆在南海占据岛礁,而且很成功。越南占了29个,菲律宾占了8个。中国当时一个都没有占,因为当时中国忙于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有拿出这样的人力物力、甚至都没有拿出这样的关注度去抢占南沙岛礁。后来中国跟越南进行了两场海战(1974年和1988年),一次是把西沙群岛全部拿下,第二次在南沙也占了一些岛礁,最近实际控制的就是黄岩岛。
但即使197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抢占岛礁并提出申诉,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甚至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南海问题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应该说不是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重心。不像现在已经真正地成为重中之重,比如说成为中越之间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甚至成为中美之间目前最重大的争执。
南海问题成为一个重大争端,应该说是从2009年、2010年以后开始的。这里边有两个原因:其一、根据相关规定,各国要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一个对自己的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或单独或联合地提出了主张,它们的主张肯定是要深入到“九段线”以内。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且对他国的主张提出了反驳。中国在2009年时向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了正式文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官方文件里提到“九段线”这个概念。
其二是国际政治上的原因,美国奥巴马政府从2010年、2011年开始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或称“重返亚洲”战略。“重返亚洲”战略基本上有三只腿:一是全球的军事部署从欧洲占60%亚洲占40%,逆转为亚洲占60%欧洲占40%,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二是在经济上,要跟亚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主要的是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夺回对亚洲经济一体化议程的主导权。
第三就是所谓的“巧实力”,即联合小国结成同盟。关心时事的人应该都知道,奥巴马和希拉里屡次发表相当强硬的演讲,提到南海也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而且指名道姓说中国在南海霸道,欺负其他国家。在这个时候,越南和菲律宾对它们自己的主张,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不能让步,正好新任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也比较强硬,有走出“韬光养晦”的架势。
南海的争端开始变得严重,转折点是2012年黄岩岛事件。黄岩岛以前是美军的靶场,美军基地撤出来以后,菲律宾军舰时不时到那里去巡游一下。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菲律宾是实际控制国,虽然它的控制也很松散。以前发生中国渔民被捕、渔船被掀翻等事件,中国基本上通过外交手段处理。但是201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菲律宾的军舰要驱赶中国渔船时,中国海警船渔政船这一次不再退让,迅速过去跟它对峙。一场对峙之后,菲律宾到最后退让了。从那时起,中国就实现了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等于是把菲律宾挤出了黄岩岛,把黄岩岛拿下来了。硬生生地把一个岛屿拿下来,这对菲律宾、对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来说都是相当震惊的一件事情。
中国实际控制黄岩岛之后,就开始驱赶菲律宾的渔民。说实话,那里也是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我也跟菲律宾的学者谈过,因为菲律宾的渔民很多是家庭作业的,不像中国家庭作业的不是很多,都是公司化的。这些家庭都以捕鱼为生,中国不让这些渔民在那里捕鱼,等于让他们的家庭生计出了问题。菲律宾政府也面临很大压力,而且美国在背后提议肯定是起了一定作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也说的很清楚,从和中国的对峙中撤出,也是美国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对黄岩岛和整个南海可能已有一种战略性的安排,美国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
之后,菲律宾马上着手起诉中国。菲律宾正式起诉中国是在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传召中国大使发出正式通知,当然这肯定遭到中国大使的当场驳斥,但是这个法律程序就开始了,就有了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之所以被称为南海仲裁案,因为这是第一个案子,以后别的申诉方,比如说越南也有可能起诉,那么就恐怕要称为“南海仲裁案二号”了。
菲律宾起诉的内容大概就是三个大的要求。第一方面,菲律宾要求仲裁判定中国跟菲律宾一样,只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享有权利。也就是说中国根据“九段线”的主张都是无效的,你也可以推定说,菲律宾主张整个“九段线”都是无效的。菲律宾的第二个大的要求,就是要求仲裁庭对有关岛礁,比如黄岩岛、太平岛、美济礁等等,根据海洋法公约去判定它们究竟是岛还是礁,还是所谓的低潮高地。这个在法律上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岛的话,就是陆地,根据以陆定海原理,你有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如果是礁石的话,只有领海没有专属经济区;如果是低潮高地,那你就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能拥有主权。菲律宾第三个大的要求,是说中国在南海的建设,如围海造田、建人工岛的行为是非法建设,而且中国渔民的捕鱼行为侵犯了菲律宾根据公约所享有的主权、和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相关权利,菲律宾要求中国终止这些活动。
这里在法律上做一个解释。我想我们一般的公众可能对仲裁庭做出的裁决的性质有误解。我听到很多说法说,中国是大国,菲律宾是小国,国际法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实力让中国来实际执行它;还有“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裁决本身的误解。菲律宾的这三个要求,其中前两个可以说不需要执行。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内民事诉讼中的宣告性裁决,宣告性裁决就是法庭去认定一个事实本身,这个判决公布后实际上就等于是执行了。比如说,这个案子如果法庭正式认定黄岩岛是岛或者是礁,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执行,法庭也没有权力执行。需要执行的只是第三个,菲律宾要求中国停止所谓的非法建设以及捕鱼活动,这个是需要执行的,但是这个当然没有前两个重要了。
中方的立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四不”立场。2014年12月7日发布的那个立场文件还提出了一系列法律上的解释说明,有三个要点:第一,中国主张菲律宾提出的仲裁实际上是关于领土主权问题,而领土主权问题确实是被公约所排除的。也就是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肯定管不了主权,和主权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这个是关于领土主权的话,那么国际仲裁庭完全没有管辖权。中国主张的第二个要点是,中国已经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各方达成了双边协议,说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提交强制仲裁来解决,所以菲律宾提交仲裁是违反大家的双边协议的。第三个主张,就是说中国已经在2006年根据公约做出了保留,把海洋划界这些排除出去,海洋划界问题是不能适用于仲裁的强制程序的。这是中国的三个主张。
下面谈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即从法律上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我的第一个观点涉及到中国的不参与、不接受的立场。主权国家对国际争端解决不参与、不接受并不鲜见,这种事情经常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具体到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不参与”不是很明智,这种“不参与”态度,和中国今天在这个案子上面临的被动局面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你不参与,一开始就在国际社会造成一种你对国际法完全置之不理的国际形象,而这种国际形象是非常要不得的,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大国崛起或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现在的国际秩序还是在迈向规则导向的体系,你不参与本身就是授人以柄了。尽管你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但别人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铁定地认为你是忽视国际法的,你企图以强权解决这个问题。再加上美国有回归亚洲的战略,美日在这个问题上会大肆炒作,你就授人以柄,留下口实。这一点是不参与的一个成本。
不参与的另外一个成本就是眼前的损失。因为如果你参与的话,你就可以去指定仲裁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相关程序,五个仲裁员,首先双方可以各指定一个,其余三个由双方协商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话,由国际海洋法庭的庭长去指定。首先你就可以保证一个仲裁员,而且根据公约的规定,这个仲裁员甚至可以是你本国的国民,你就可以指定一个中国人。其余三个你要跟他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应该说可以保证排除你特别不喜欢的仲裁员。如果你参与的话,在仲裁庭的组成上,你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这是一个法律机会。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充分地到仲裁庭去阐述你的观点。应该说,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都是争端解决的一个惯例——假如你不出庭的话,受到歧视性的待遇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对方在,说他自己的道理,而仲裁庭很容易受他的影响。尽管仲裁庭或者法庭,他有义务去查明事实。但律师的作用也就在于此,要不然要律师做什么用呢?假如你自己都不在场的话,你有很多道理是说不出来的。实际上,仲裁庭这个裁决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但这些问题,只有你在场去指出来,或者通过跟菲律宾的代理人在互相辩驳的过程中把自己的道理讲出来,才能够充分阐述你的观点,对仲裁庭产生最大的影响。要影响仲裁庭判决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场,就是把你自己的道理充分阐述出来。
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假定说仲裁庭就一定是带有偏见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到双方代理人、双方律师的影响的,好律师与坏律师的区别就在这里。比如说你去看那些庭审记录,不管是管辖权阶段的,还是关于实体问题的庭审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仲裁员在很多地方实际上起到了中方律师的角色,在很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犀利的态度,非常敏锐地去指出菲律宾代理人的一些观点在法律上的不足之处,可能比你自己请的律师还厉害。但是他这种做法的效果毕竟不如你自己在场。虽然理论上讲,仲裁庭应该去查明事实,可是有没有律师,有没有好律师,你自己在不在场,去充分阐述自己观点,这中间差别是很大的。所以,这是我讲的不参与所造成的另外一个损失。
但现在事已至此,就这个案子本身而言,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纠结当初为什么不参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要往下看该怎么走下去。在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之前,我对于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稍微谈一点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在法律上属于一些技术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管辖权问题的中方的主张。我们这些学者在海外面临一种所谓的“一年四季严相逼”的环境:老外在东南亚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中国没有道理,中国是恶霸,中国在霸凌别的小国家,好像中国一点道理都没有似的。其实不管是关于管辖权还是关于实体问题的主张,这种看法都是很偏颇的,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不管是在管辖权问题还是实体问题上,中方都有自己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强的道理。我自己个人在用中文发表观点时,对中国目前的立场提出批评意见,我坚定地认为,这些是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在英文世界发表观点,每一次都是在竭尽全力以理据为中国立场辩护的。这也造成了我,以及和我类似的学者,“两边不讨好、两面不是人”的情况。当然,这个辩护也是要实事求是地根据法律去分析。因为我自己觉得,也不能说中国的立场就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中国就不对,其他国家就对,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立场。
简单地说,就管辖权问题,中国提出,这实质上是主权问题。菲律宾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它把所有的主张包装在一起,然后提出说,我们这个主张最主要的是第二点,我们要求仲裁庭在技术上认定南海的石头是岛、是礁,还是低潮高地。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涉及主权,他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自然而然,仲裁庭就该有管辖权了吧。这是菲律宾的一种形式上的和技术上的说法。你不能说他这个说法不符合公约,应该说这是非常符合公约的,你判定他属不属于公约的使用范围,首先要从技术上、从形式上、从字面上去判定,这是国际法的原则。
但是根据国际法的一些判例,尤其是最近刚出的一个判例“毛里求斯诉英国”(Mauritius vs. UK),中国所主张的菲律宾提出的争端实质上是一个主权问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这里,技术上的判定和主权是难以分开的,比如你说渚碧礁是低潮高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以陆定海,连陆都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中国说,我对这个东西是主张主权的,或者说中国的主张说双方已经有协定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争议的。但是问题在于,归根结底这个争议必须是在庭上提出来,才能够影响仲裁庭。你影响不了仲裁庭的话,他这个判决做出来了就做出来了。这是根据合法程序建立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你能把它诋毁到哪里去?所以如果参与的话,中国的很多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仲裁庭。如果当初参与的话,这个案子甚至在管辖权问题上,中国都可能赢,或者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纠缠着管辖权问题,而不会这么快地一致意见地判下来。
再简单说一下实体问题,我觉得其实这还不如管辖权问题更有把握一些。前面说过,裁决是不会执行的,它不会改变各方实际控制的状况,你控制的还是你的,这个不会改变。但要紧的是,裁决以后“九段线”的主张在国际上的依据是什么,合法性是什么。也就是说,裁决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在黄岩岛上把菲律宾硬生生给挤出去。裁决做出以后,你这样做的话,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就会非常大。
但实体问题上,中国有一个主张是历史性权利。在这方面,中国国内有一些说法似乎过于言之凿凿了,认为中国具有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好像很强。但是实际上,这个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比较弱的。其原因第一个就是国际法上关于历史性权利的相关论述很少,没有特别成形、成系统、成理论的东西;第二个是,即使现有的有限的论述、原则,也不是完全就支持中国的,它也支持其他国家。中国说自己有历史性权利,其他国家如越南说自己继承自法国殖民地时期,也有历史性权利,而且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渔民人家世世代代在南海周边捕鱼,靠着南海生活。
对这个案子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呢?大家现在普遍都认为,中国在这个案子上是必输的,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在现有情况下,我自己希望仲裁庭至少在两点上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判决。第一点是关于太平岛是岛还是礁的问题。这一点台湾的马英九政府做了很多很扎实很有用的工作,包括中华国际法学会向仲裁庭提交的法庭意见,主要目的是说明太平岛是岛而不是礁。太平岛面积那么大,有人在那上边生活了60多年,马英九自己也登上岛,向国际媒体展示太平岛自身能养鸡能种菜。
另外一点,就是我个人希望仲裁庭尽量不要去碰“九段线”,或者说对“九段线”少说一点、模糊处理。因为“九段线”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法理上讲,都是中国对南海整个主张的基础。如果说仲裁庭赫然说“九段线”是非法的,就会给中国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但是仲裁庭也不见得一定要去碰“九段线”,一是“九段线”在国际上关联太大,二是“九段线”本身一定是涉及到主权问题的。
当然目前的问题是中国自己对“九段线”的性质没有说清楚,有那么三种说法,我就不细说了。因为我们对“九段线”说得还不是很清楚,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假如中国真的当初发狠说“九段线”就是主权线,就是海疆线,“九段线”以内连着水、石头、岛礁都是我的,就是明确主张主权的话,这个当然会石破天惊的,国际政治上也许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法律上它却是有用的。就是说,假如你当初说“九段线”就是主权线、海疆线的话,那么它一定就是关于主权的问题。只要它是关于主权的问题,仲裁庭就是没有管辖权的,哪怕你再不合理,它也是没有管辖权的。当然现在不说这些了。我就简单总结下,就这个案子本身的展望,中国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就是希望仲裁庭在我刚才讲的两个方面上稍微手软一点。
关于整个南海的未来,我就讲两点。第一,南海到现在也不过就是几块石头,所谓的油气资源到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开发。我也跟石油公司的人聊过,真要把那些油气资源开发出来的话,开发的成本价可能是现在市场上石油售价的两三倍以上,经济上不是那么划算。未来就不好说了,但是它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需要。我的观点是,假如因为这些问题跟周边国家搞僵关系非常不必要,得不偿失。因为南海问题,周边国家都很警惕。上一次在云南开会的时候,东盟居然第一次要一致发表一个声明,几乎等于是谴责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
当然我说这个的意思不是说中国在自己的主权主张问题上退让,你也没有必要退让,你自己该争的利益要去争取。但一定要在外交上精细地操作,不要让它成为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如果它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而又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跟周边国家还怎么相处呢?
为什么周边国家很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处,在亚洲真正宏大的目标是要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亚洲的一体化还和欧洲的不一样。亚洲的一体化是自下而上的,是市场驱动的一体化,欧洲的一体化是进行了顶层设计的一体化。所以亚洲的一体化,首先,它的进展过程中碰到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少的,除非你在国际关系上自己去制造阻力;另外,它一旦成功的话,必然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有些说法是,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经济后院——当然你可以说是互为后院。但是如果真的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在这个区域中处于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外来的势力是破坏不了的。而现在一体化,还未能有大的成就,就被TPP、南海问题这些打断了。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讲过法律还有情理。情理的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南海不光是中国的南海,那些周边国家的人也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周围,他们也在靠南海的资源生活。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考虑到这么些以后,其实还是要回到共同开发的老路上来。以前的共同开发不是很成功,就是因为大家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主导力量。我说的这个共同开发,就是中国要发挥主导力量,要拿出一些创意,要积极主动,制定出一个南海的战略、南海的蓝图。美国在拉拢周边国家,中国也要去拉拢周边国家,共同去开发南海资源,你自己强力地去推动它,只要你推动就一定会有结果的。这是我对这些事情怎么解决提出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建议。
主持人亚云:现在我们进入问答环节,我们之前收集了一些问题,现在由我代为提问王老师。第一个问题,当前南海舆论战我国面临的形势怎样?如何打好南海舆论战?
王江雨:谢谢亚云。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很大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就实话实说了。第一个问题是南海舆论战我国面临的形势怎么样,答案很简单,不怎么样,很艰难。应该说在四处被别人指着鼻子骂的状况,据我国自己所说是得到了多少多少国家的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哪个国家非常明确的,公开正式的声明支持中国的立场,大家的立场很简单,就是说要友好解决,和平解决,要符合国际法。
(如何打好南海舆论战?)实际上,因为中国不参与的原因,在第一步的舆论战中已经大大的落后了,可以说一开始就输了,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去弥补的问题了。至于说如何打好舆论战呢(笑),这是确实是有点比较中国化的问题了,把它视为一场战争,(笑)视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下,这样问是可以接受的啦!不过我可以提建议呢,第一点,一定要去改变那些比较僵化的陈旧的话语体系,要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语言,尤其是要用大家可以接受的国际法的语言去阐述你的观点。现在有很多各国大使在报纸上,国外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说实话,内容千篇一律,而且比较教条,比较僵硬,没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我觉得很难为当地的受众所接受。而且有些发表的文章,在发表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就被当地的报纸啊、或是当地的专家啊批驳,而且人家的批驳都是引用的国际法的观点,所以一定要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上做一下改进,在很大程度上你要去说国际法的语言,一定要speak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law !也不是做不到,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因为西方国家有一些人抵制奥运会,所以傅莹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那篇英文是很好的,很感人的,很讲道理的,按照像我在英美国家长期生活的人的感觉,也可以接受这种说话方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官或政府官员也不是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说一定要用心啦!
亚云:王老师说的我们都感同身受,的确因为南海问题我们都在国外受到了不少的责难。但是危机也是转机。目前我们的舆论和话语体系,也是在很艰难的突围阶段。speak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law !
王江雨:对的,亚云说的很对,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改变的,要改变,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亚云:在舆论方面,很多西方观众一看电视,看到九段线的地图,就误以为中国是把九段线里都归为己有,然后得出中国太霸权的印象。我这里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在九段线问题上为什么模糊化,不给明确定义?用意在何处?九段线未来在国际法上怎么取得法律地位呢?
江雨:第二点呢,就是要去影响他们的学者,说实话,(南海问题)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西方社会,国际社会一些法律问题是非常依赖学者的表述,政府的表述都不是很全面的,而且政府的表述本身都不是很可信的,说实话,中国政府有观点,美国政府也有观点,但是在公众眼里边,各方政府都是都是利益相关者,而且政府本身在西方就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恶,并没有像在中国这种,政府是带着一种天然的尊严和可信感,对吧。
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派自己的学者,而且是功力比较深厚的学者,研究的很扎实的学者去跟国外的的学者去接触。我前面说过,这个裁决本身是有很多问题的,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这个裁决出来之后,有一些英美的学者,包括牛津的一个副教授,就发表了一篇蛮好的文章,就指出了仲裁庭在法律上的一些缺陷,他的文章我看了,很扎实,很有道理,你也不用去收买他。有很多一些客观的人士愿意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分析。学者影响别人的前提是自身的研究比较扎实,而自身的研究要扎实的话呢,说实话要在国内有一个宽松的,允许说话、允许讨论的研究环境,说实话,很遗憾我自己的观察是没有。在南海问题上,在一个外交无小事的气氛下,一些国际法律问题就被转化成了一个极其神秘的,极其神圣的外交问题,就不能谈,不能自由讨论。甚至是在体制内部都没有一个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在体制内部都无法集思广益,那么你也拿不出最佳方案来。所以呢,要放开国内的舆论环境。
王江雨:关于九段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专业。中国在九段线问题上为什么模糊化,我自己觉得有两个原因,完全是个人猜测。第一个原因是,很多包括我,因为我是做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交叉研究,所以跟一些国际关系的学者有交往,我感觉到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呢,因为战略模糊,而不显露自己的底线,不显露自己的心事,就能够让对方不明所以,所以取得一些战略利益,我对这个逻辑 也不是看的很清楚。但是很显然这个观点在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决策者中有一定的市场。第二个模糊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技术问题,包括两方面:第一,九段线怎么划?说实话,现在人家全世界,美国人都知道了,说我们的九段线连具体的经纬度都没有公布,九段线到底划在哪里,地图上有,但是每段线具体的经纬度是什么,说实话都没有。另外一个与九段线技术相关的问题就是实力问题,你如果明确了以后怎么办,比如说你明确它是你的领海,海疆线,全球贸易的一多半都从南海过,那么从此以后,人家都算是从你的内海通过,但你也不能怎么样,人家飞机也来,军舰也来,美国的双航母也都来了,你也没法执行。既然无法执行,那么你的法律也没有用,有点自取其辱的意思,对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应该主张对九段线以内的岛礁的主权和对相关水域主张主权,我不宣布九段线以内都是我的领海,但是土地都是我的,然后根据“以陆定海”的原则呢,我该有领海的有领海,该有专属经济区的有专属经济区。这个听起来很顺畅,但是在法律上一定要注意,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既然说它不是你的领海,你把九段线划了以后,说这里面的陆地什么都是我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法律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在菲律宾所提出的问题,它到底是岛、是礁还是低潮高地,这还是应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如果它不是岛,而只是礁的话,它只有领海但是没有专属经济区,如果它是低潮高地的话,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还是什么都没有。相比之下,你说它是我的领海,九段线是我的领海线,里面的东西不管一草一木,一条鱼,一根珊瑚,什么都是我的,这个主张当然就很清楚了,但是在国际政治上无法说通。所以九段线的地位中国自己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有很大关系,九段线怎么定,首先要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南海到底想要什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是想把它全部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的领海呢,还是与他人共享?理论上讲你把它全部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的领海也可以,而且这样法律上最简单,但第一是实力问题,实际上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像领海一样去控制它。另外一个还有国际影响的问题,这个是根本性问题所在。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给九段线下明确的定义有很多困难,不管是在总体战略方向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有很多困难。
主持人亚云:王老师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两个角度去公允、视野开阔地思考问题。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南海状态的危机系数有多高?各国应该如何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美国川普当选,若执行全球力量收缩,南海争端国又会做何反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裁决结果出来之后,对中国不利,那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或反制措施?仲裁案输了,关系搞僵了,中国能够从哪里着手作为切入点来改善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以最终实现共荣呢?
王江雨:谢谢亚云,谢谢你对我的评价。我确实希望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些国际问题。关于南海的危机系数有多高,目前来看对抗是很明显的。具体回答你这个问题,危险系数有多高要看中国的态度,而不是看美国的态度,为什么看中国的态度而不是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明显。美国的军机、军舰、双航母大摇大摆地进来,双航母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的也大模大样进来,美国就是一副大模大样地和你对抗的态度,只要你敢轻举妄动,就随时可以和你开战。所以美国就在观察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假如中国不要和美国开战的话,就不会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假如中国也要孤注一掷跟他战的话,当然中国也有这样的权利这样做,你美国既然采取这种霸权的姿态,强硬的姿态,也没有理由要求中国退让,毕竟中国在南海还是有合法权益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两军相逢勇者胜的问题。所以涉及到双方对各自的实力与自己的战略目标做一个详细的盘算,你决定要怎么做。我觉得中国目前肯定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跟美国对抗的,比如说美国派出一个航母舰队,然后中国也派军舰和他大模大样去对抗,或者说把东风21D,东风26这些所谓的能够导弹打航母的杀手锏摆出来。是不是要这样做,是不是值得这样做,那就要看中国方面对自己的判断。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美国这样做,他其实是一只纸老虎,摆出这个架势就是为了吓人。你要真去跟他干一仗的话,他说不定也就退让了,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比如说1988年的时候那个“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美苏对抗传说。当时美军舰进入黑海苏联领海,苏联海军应对美舰的两艘护卫舰,虽然吨位远小于来犯美舰,但在警告之后,果断撞向两艘美舰,当然各自都有部位受伤。据说苏联军舰在撞击之前非常英武地对美舰发出警告说,“我舰奉命撞击你舰”(也有说苏舰说“打击”的)。不管是不是说过这原话,撞击事件是真的。此后1989年美苏就达成了一个关于避免危险军事行动的协议。所以,果断而有智慧地迎击也是一个选项,这个涉及到一种战略判断。
关于如何实现稳定的平衡?我前面也讲过,南海问题是一个被人为炒作大的问题。而且是被大国势力炒作,说实话现在大国势力不仅仅是美国了,包括美国的仆从国包括日本在内。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日益成为一个霸权了。这些大国背后另有战略目标,所以要借助南海问题把他炒作大。在这个时候炒作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南海自身的重要性的问题。要是它重要的话呢,在六七十年代你就可以像现在这么干,或者说你再过三十年去解决南海问题,也是可以的。南海问题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问题,它的稳定的关键,在于大家在战略上要达成互相的谅解,要明白彼此的战略目标,要关注对方的利益,但是也要各自作出退让。在战术上呢避免引起直接的冲突,尤其是军事冲突。这个就需要中国跟美国去谈了,南海问题现在已经被转化成一个中美对抗的问题,但它的出发点其实是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的问题。现在迫在眉睫应该做的呢,一方面是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另一方面也要尽快与菲律宾和越南进行对话。不把矛盾再进一步激化了,否则是得不偿失的。
关于川普当选,美国会不会全球收缩?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对政策作出调整,但是我觉得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不会作根本的变化,如果做根本变化,那么美国所主导和维持的全球体系就会坍塌了。川普要求的其实本质上讲的是钱,要求盟国多出钱,比如要求日本多出钱,反正你压一压呢,它也会多出点钱。如果他要改变美国历届政府在全球,具体而言在亚太在亚洲,达成的安全结构,他个人作为总统是实现不了的,军方也有它自己的利益在,美国总体有他的安全目标和战略目标在,它的体制的巨大力量也是可以把他拦住的。
关于仲裁裁决本身,我是有这么几点想法的。如果裁决出来之后对中国不利那中国怎么样去应对。第一点呢,是关于裁决本身,裁决本身不利也就不利了,对于裁决本身你也改变不了。它也没有什么上诉机制去更改它。当然你一定要去反驳它,它肯定是有的缺陷,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这个裁决做的再好,它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对中国不利的部分的一定要去批驳,但是批驳不应该是像外交部那种的,指着鼻子去骂人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像某些官媒那种的去指责人家政治动机,动机不纯之类的。真正有意义的做法,是组织学者讨论,甚至说都不用去组织,说实话只要你放开讨论,让国内的学者自由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国际上自然也会有很多人,许多立场比较客观的学者也会主动去批判这个裁决的。当然你自己也要有意识去做一些推进工作,比如说编一些书,鼓励学术文章的发表,当然要是纯学术地去分析,实事求是地、客观的根据学术本身的规范去分析,然后把它组织成册,出一些实在的东西,让大家很容易的从某一本书能够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人担心说,越南把菲律宾的起诉书改个名字,换一些东西,就可以拿来照样去起诉。很多人担心越南这样做,其实我自己倒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越南起诉,这次你就派出一个国际法团队,找一些国际国内的优秀的国际法的律师、海洋法的律师、学者,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堂堂正正的从一开始的阶段去参与,把自己的观点亮明,充分阐述出来,这实际上是中国把自己的法律立场进行说明的一个大好机会。
这里要讲一个所谓的惯例,也可以说是一个权谋性的东西。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主张,就是说大国有一些自然的特权,可以参与程序,但不一定接受裁决。我参与,尤其是参与管辖权阶段,影响仲裁庭的组成,然后我强大的律师团队把我的观点呈现出来,去影响仲裁员的思考,但是如果我预感到裁决结果在实体问题上对我不利,我还可以不接受,简而言之就是“参与不接受”,这个可以说是大国的特权,不仅中国这样做,美国也这么做过。在著名的“尼加拉瓜”案件当中,在管辖权阶段美国是充分参与了的,他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了,管辖权问题输了之后呢,他就跑了不参与了。但是,国际法院有一个美国法官,Schwebel法官,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法官,这个法官曾经在美国政府工作,做过国务院的法律顾问。他自己支持美国的观点,虽然说在尼加拉瓜案中美国输了,但是Schwebel法官自己写了反对意见。要紧的是他的反对意见要比判决长一倍以上,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的,长达五百三十多页,洋洋洒洒道理说的很充足的,而且他说的都是国际法语言,他是根据国际法作出分析的,也就是说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两面说的,因为大家对事实的理解,对法律本身的理解都会有差异,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说理,但是也要注意这个行业有它自己的规范,不是说你任性的说理,你要依据它的规范去说理,这样至少你在形象上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讲到要以这个为切入点去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还是我前面所说的,要真心实意的去和周边国家谈,尤其是那些“声索国”,谈一些真正能够互利的措施,而且要讲情理。比如说菲律宾起诉的一个原因就是黄岩岛,菲律宾渔民不能捕鱼了,黄岩岛是他们的传统渔区,很多渔民都是依靠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它的国内就造成很大的压力。我的观点就是,你可以主张主权,政府的船只、公务船和军舰你可以赶走,但是渔民的捕鱼船就没必要去干扰它了。这些不仅适用菲律宾,包括中国跟马来西亚都有这样的纠纷。说实话,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些岛礁的主权问题,我自己感觉应该不会敏感到像中国长期以来的观点“什么地方是我们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它有些地方是可以商量的,就是你利用一切机会跟他去谈。比如说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去和菲律宾的新任总统谈,你给他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换取他在南海问题上不要去大吵大闹,不要拿裁决过多的说事儿,这都是有可能的。
亚云:我知道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跟王老师自由交流,我这里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都很关注的最新动向:中俄针对“某些”国家发表声明,并提出修正国际法的提议,会对未来南海问题的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
王江雨:好的,谢谢亚云。我觉得中俄今天发表的这个声明是挺有意思的。当然他强调的都是一些国际法的基本原理了,对我们写学术文章很有用。那么你就可以去引证它,中国俄国这些大国不是国际体系的“反贼”,不是国际法的反叛者,至少他在名义上,形象上,大的原则上是遵守国际法的。我觉得这个声明应该是根据中方的要求去发布的,或说是中国所推动的,但是这个声明本身,也许是我看的不够仔细,我没有找到俄罗斯明确支持中国在南海立场的条款、文字,甚至是支持中国不参加的立场,或者至少说一声支持争端双方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文字我都没有看到,也许是我看的不细致啦!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域外国家,他发这个声明,就南海问题而言,他是为了配合中国目前的需要,这也不伤害他什么。但是俄罗斯在东南亚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可能无条件的,或者说非常坚定地去支持中方,去火中取栗。
主持人亚云:现在进入自由提问环节。
宋XX:谢谢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菲律宾新总统会对南海问题有何影响?会改善还是把中菲问题弄得更严重?
王江雨: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菲律宾的新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强的投机心态,就是他要看好处的啦。前面我讲过,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这其中大有可以交易的成分,菲律宾总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如下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中国跟他的双边谈判中,从中国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包括一方面帮助他经济发展经济援助的好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南海的争议,尤其是黄岩岛的争议,中国能够做出多少让步,比如说允许他的渔民去捕鱼;第二个要考虑的要素呢就是美国的压力,单纯从中国这里取得好处,但是美国给他压力,他也是撑不住的。
蔡XX:谢谢,我想问我们声称的历史性权利国际认可度有多高?
王江雨:谢谢,这个关于历史性权利的问题。国际认可度说实话不很高,当然这个不是说单单对中国的主张的认可度不高。而是对历史性权利说法本身在国际法上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相关的国际法论述、literature本身就很少,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胡伯法官(Huber法官)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Palmas)中提到的几句话而已,零零星星还有一些国际法学家的说法,但它不成体系。所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实际上没有提到过历史性权利的,如果你了解海洋法公约的话,它没有说什么historical right,它只说historical title,你对某些地方有一些主张、权益,但并没有提到历史性权利本身。说实话中国政府自己从来没有正式提过历史性权利这个说法,你去查中国政府的主张,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他都说我们的权利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从来没有历史性权利这个正式的说法。关于历史性权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其实不光中国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当然是有历史性权利的,但是周边的其他国家也可以说自己有历史性权利,毕竟他们的人民也是在那边生活很久了。当然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肯定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原因在于中国有文献,而其他国家像越南、菲律宾的文献是不足的,中国的文献可以最早追溯到汉朝,当然那个时候帝制时期,封建时期有没有主权这么一说是另当别论了,但中国对南沙的历史性记录是最多的,就是说中国的documented evidence最多,这是中国的强项了。
娜XX:谢谢王老师!我的问题是:各国为了实现对南海岛屿的实际占领都采用了哪些手段,中国的手段真如周边国家所说是最强硬的吗?
王江雨:关于对南海的实际占领都采取了哪些手段呢,七十年代的时候,越南占了很多,菲律宾占了很多,手段呢就是建高脚屋,派兵驻守、修跑道,其他国家都干过。我自己在一篇英文文章里指出说,说你不能指责中国建人工岛、修跑道的行为,其他国家早就做了,越南还一直在做,最近一次是几年前。但是,中国做的规模最大。中国做的规模非常大,你在一两年内做的,人家几十年做的东西加起来再乘以几十倍也没有你干得多,所以这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但是性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跟其他外国朋友讨论的时候,也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理由去指责中国,在性质上讲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中国。
陈XX:老师能不能讲讲日本在南海争端的主要做法和动机?
王江雨:关于日本的主要做法和动机,日本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日本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始终是追随美国的,现在日美安保条约的升级了,日本追随美国追的就更紧了。所以美国既然这样做,他就会积极配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心,这几年非常的明显,伴随着它失去亚洲经济第一的亚洲老大的失落感,日本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安倍上台之后,尽可能的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去败坏中国的一切事情,大到去构建民主之链,民主之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遏制中国的扩张野心,小到去争个修建高铁之类的,日本这几年展现出来是“能坏事就坏事”,几乎成为这几年日本政策的惯性了。还有一个说法是,是搞国际关系的人的自然的猜测了,日本介入南海就是希望在减缓的战略上牵制中国,因为日本与中国主要还是钓鱼岛问题,所以就是在南海把中国纠缠住,让你陷落在那里,你就无暇顾及钓鱼岛问题了。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船只在东海频频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一种反牵制。
主持人亚云:其实我也想问一个自己的问题:这次南海仲裁案,给中国国际法的发展,有哪些反思和启发呢?
王江雨:谢谢大家。关于亚云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两句。对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虽然南海问题上仲裁案我们陷入了被动,但是对中国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的研究是所谓的一个unintended benefit,一下子使国际海洋法成为显学,今年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年会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得益于亚云他们创办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功劳,我也看到很多报道,包括好多中国搞国际法的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也听到了许多说法。显而易见,国际海洋法现在成为一个热点,连带着国际法研究整体跟着也受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十五到二十年后,中国优秀的国际法学者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到时候你就可以派出一个强大的国际法团队去解决中国面临的任何国际法层面的问题,这个事情对国际法本身是很好的,有一点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思!
陈XX:可否请教王教授一个技术问题,仲裁庭仲裁员现有组成成员的专业性和倾向性如何评价?
王江雨:对于仲裁庭的专业性和倾向性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国内以前有几篇文章,甚至是官媒的文章,有一些说法都不是很得体的。当然,任何仲裁员,任何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家国感情,宗教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国际法学界的专业人士,他对这个专业基本的规范,基本的原理,基本的伦理是会有一个共识的。那就是说国际法的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专业修养相当高程度的,包括这几个仲裁员在内的,他专业本身,行业本身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职业伦理,基本的职业自尊,都要求他要根据法律本身,要实事求是地去审这个案子,所以总体上讲我对这几个仲裁员个人的操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或者出于我刚才讲的几个原因,有强烈的偏见,你也可以看他们发表过的文章,看他们过去裁过的案子,他们中有几个人过去裁过一些很有名的案子,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很公正的。而且你去看庭审的笔录,我前面说过因为中国没有派人出席,所以对于菲律宾一方代理人提出的观点主张里的法律缺陷,仲裁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是穷追猛打的,是非常犀利的对他们提问的,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中方律师的作用了。因为中国没有参加,所以很难对他们的观点有直接影响。目前看不出来这几个仲裁员在专业上,职业态度上会对中国存有偏见,绝对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至少在我看来。
柳X:王教授,还想请问一下,有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北极理事会模式来管理南海,您觉得适用性多大?有什么挑战?辛苦教授了。
王江雨:关于这个借鉴北极理事会模式的问题,北极理事会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其特点在于北极本身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主之地。当然,加拿大、俄罗斯等北极周边国家现在都开始提出自己的声索了,北极理事会虽然它也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很多问题还是能够说得到一起去的,所以他们的运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在南海的问题上,各方的主张冲突比较大,这些冲突还是需要磨合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的任务是平息事态,第一是不要让冲突演变为激烈的军事冲突,去损害和平;第二,就是不要让它损害你的长远利益,比如说中国应该明白自己和周边国家的长远利益,远亲不如近邻,你的长远利益是实现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你把它绑上你经济的战车,让它成为你经济的后院,那么很多问题到时候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提出一个南海战略,就是你在南海要实现什么样的长期的战略目标,然后你的短期、中期、长期规划是什么,现在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很多事情都是临时抱佛脚,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失误,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提高。(完)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6月26日在全球眼举办的“洞见轻学术沙龙”的讲座整理。其中部分曾首发于FT中文网,原文链接见“阅读原文”。录音整理: 娜娜、苏七块、Alexandra Ma 统筹:浪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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