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5日星期六

黄奇帆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录音整理

黄奇帆最新发言实录,3万字把11个经济热点全都说透了

黄奇帆最新发言实录,3万字把11个经济热点全都说透了

以下内容根据黄奇帆在2017年7月11日黄奇帆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录音整理,全文3.3万字,内容涉及供给侧改革、实体经济、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建设、去杠杆、招商引资等各领域。

今天很高兴利用全国人大财经委到江苏调研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机会,和南通的同志交流一些经济方面的情况。按照书记、市长给我出的题,主要是在经济发展当中作为一种动力的投融资方面希望我专门讲一下,我就不展开说别的事,就从中央今年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边涉及到有效的增长、有效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这一方面,是在产业方面的,也涉及到去杠杆方面产生的各种资本的融资问题,当然也包括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改革开放创新都属于制度供给上的方方面面。所以我想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大题目,着重围绕和金融去杠杆有关联的内容,涉及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投融资方面的一些情况,跟大家作一个专题的报告。

一、关于西方供应学派相关理论。

从经济学的原理上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流派,如果归大类就是三大流派,第一个是纯市场经济,纯自由市场的一种流派,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60年代的弗里德曼,这些都是纯自由的市场派,这是一块。

第二个是强化政府调控,以凯恩斯为代表,三驾马车的调控,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个从40年代战后美国的调控形成了一个潮流,也对全世界经济4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就是供应学派,供应学派其实也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在西方的经济学里边一直有的,这个供应学派讲的是小政府,他对政府的作用看得比较低,要寻求市场的配置,主要靠市场来配置,另一方面他比较相信供给创造市场,而不是凯恩斯的政府调控市场,那么供给可以创造市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在这方面他强调得比较多。

有效的制度供给会产生生产力,这一概念也归在供应学派的重要原理里。主要就这三个。小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低成本,政府收税费少了政府就小,否则大政府如果很少的税收就维持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所以低税费政府一定是简政放权,精兵简政,提供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也包括因为低成本以后产生了更多的中小企业,企业不断创造,又创造出更多的企业,这些企业又创造产品,所以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企业的增长,从这些角度形成了所谓供应学派。

二、关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根本性不同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等于是供应学派的简单拿来。我们提出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的供应学派在三个重要原则问题上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等方面,西方供应学派的原理,供应学派的政策基础一定是推动私有制,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把供应学派的原理贯彻到底。所以撒切尔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在80年代把英国的国有产业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全卖掉了,这是撒切尔干的活,里根那时候也是这么干的,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搞供应措施。我国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两条腿走路,共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公有制国有经济的发展,把它搞活,也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持它健康发展。所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展开的,这是和西方供应学派经济基础上一个很重大的原则性区别。

第二个不同,就是西方的供应学派是在和凯恩斯需求侧拉动对立之中产生的一个学派,所以它强调供给,否定需求。我们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认为市场当中需求有需求侧的作用,供给有供给侧的作用,两侧都少不了,这两个学派中各有它应用的地方,某一阶段需求侧为主,某一阶段供给侧为主。比如现在我们两端都需要,但以供给侧为主,这就是辩证法,不走极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我们世界观、经济学理论里显得非常的从容周全。

第三个不同,就是西方供应学派强调纯市场的作用,强调政府只做经济的守夜人,游戏规则的一些制定,否认政府对经济的一些调控,因为它反对凯恩斯,凯恩斯是讲政府调控的,所以它当然就否认政府的任何调控。我国的经济学是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的做好服务,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有效服务有效调控是可以避免许多市场的盲目的,避免许多市场经济走向极端,闯了很大的祸再进行调控,再进行市场本身的调节,避免更多的损失。我这么讲,就是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供应学派有经济学上对应的一面,也有三个根本性的不同。

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供给侧主要是讲要素,包括资本的要素、金融上融资资金的要素、生产力当中人口红利或者各种劳动力短缺或充分的要素,还有各种土地、能源等经济要素。如果这些供给都短缺,比如人口红利没了,那经济会下来,如果土地的资本搞得很高、短缺、供不应求,那经济也会被拉后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讲供给侧首先讲的是要素供给,而不是常规的千百种商品,讲的是战略性要素资源的供给。其次讲的是结构性,一般来说我们讲动力的结构,是一个产业的结构、动力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上进行改革。还有讲的就是制度方面,结构性改革,改革就改制度,这个制度主要是改革开放当中对生产力直接起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些基本制度,包括税收,国家的法治等等。

三、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健全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的问题。

我们结构当中要去杠杆,国民经济的负债率太高要去杠杆,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要去杠杆,有些地方局部地方政府的债务比较高,要去杠杆。那么这个去杠杆里边,同样的债务规模下,如果企业资本金增加了,这个社会的股权增加了,那么负债率就会下降,债务问题杠杆问题就会缓解。所以去杠杆,企业也好、政府的债务平台也好、平台公司也好,要加资本,要补充资本,要增加企业资本的市场化补充的制度安排,不是靠我们一个一个去救活补资本,而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把这个机制搞起来,资本负债率就会下降,资本就会扩张。

比如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40%左右,中国企业资产负债率在70%左右,全社会的。所以美国企业的债务总量在GDP里边只占60%不到,中国企业的债务占了GDP的150%,这个债务就很高。原因就是中国企业不管民营还是国有,负债率很高资本金很小,就算大家说的万达、恒大,号称有八千亿总资产,但八千亿总资产中恒大差不多有七千多亿债务,如果把债务跟资产抵消,净资本一千亿都不到,如果房地产跌下,他就坏账了,房地产土地不断上升,那当然还可以活下去。万达也如此,万达也是一年三千亿销售值的公司,听起来也是很庞大,债务也是很高的。讲这些就是说明中国的企业不管大的小的,总的负债率都比较高。

要把负债率降下去扩大资本,最重要的市场化制度是资本市场制度、股票市场制度。不是我们政府看着这个企业资本金不够了给他一些财政补助或者这帮点忙,那帮点忙,没用,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资本补充制度,就是上市公司,就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当然不仅是一种市场,它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说我们的A股,A股下面有创业板或者有OTC板,美国股票市场有三板、四板等等,但不管哪一种市场都是补充资本金的市场。

大家有时候埋怨,中国的股市好像就是补不了资本金。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十年再到现在27年的股票市场,每次发行新股,发半年一年就被抽血了,股市就趴下来了,趴下来了股民怨声载道,指数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四十,政府部门受于压力也就停发、缓发,停半年一年两年又开始发,发了半年一年恶性循环又来一遍,这样这十几年发新股发了十来次,也停发缓发了十次以上,最近这半年大家又看到停发缓发。有说上市公司筹资天经地义,上市公司如果没有筹资功能没有IPO上市,资本市场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说维护股市稳定,维护股民利益也是天经地义。其实两边说的都不对,没抓住要害。任何一个股市资本市场不能只吃不拉,只进不出,一定死亡,一定憋死。

中国股市的要害是十年二十年直到现在27年,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垃圾股企业退市机制。比如美国的股市2008年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几百个指数对应的纽交所的全部股票,有近三千个,现在纽交所全部的上市公司企业数比2008年还少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他每年退市也有三四百家甚至四五百家,这个退市退出去的是什么,一定是市盈率很高的企业。资本的利润率1%,那市盈率就是100倍,如果0.1%市盈率就是1000倍,所以市盈率越高,企业越垃圾越没效益。如果这个地方一共两千个,每年进去三百个出来三百个,差的三百个出来,好的三百个进去,这一锅菜总是越煮越好,所以美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从2008年掉到6000多点,现在是22000点。美国人都富了,美国股市市值从2008年掉下来的时候是12万亿美元,现在是20多万亿美元,美国股市增长了10万亿。

我们20年来可能只退了一两个,反正不超过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几百倍市盈率的多年亏损的在里边趴着,长期待在股市里趴着,新的不断进去,那么这一锅汤越煮越没有味道。所以要解决的就是退市,不解决退市制度,注册制也是没用,新股IPO改革上市都是搞不好的。退市无非四种情况,也不是很复杂。第一种,上市公司如果到了破产边上,由法院宣判破产,公司法破产法客观有,本来就可以这么做,一般企业破产还有不稳定,上市公司破产主要是股民不稳定,怕这个。第二种,如果不退市,可以股市重整。比如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都破产了,因为是太有名的汽车也不是简单破产,董事会还是下决心通过重整,包括债务重整,坏掉一批账,银行妥协,给他们坏一批核销一批,同时企业结构也调整,有些东西卖掉,有些东西处理掉,处理了一年多,三大汽车到了2010年以后都恢复上市,这叫做停产整顿。从市场里边停盘整顿,整顿一两年,股民不能运作了,但运作好了又恢复了,大家都高兴。第三种,就是借壳上市,垃圾企业退出,战略新兴产业收购他股权上市。第四种,就是从主板退到二板退到三板,退到OTC市场板等等,企业还是可以交易,不再是股民交易,而是老板们法人企业和企业之间在OTC的市场里交易。所以退市就这四种,把这四种坚定不移地制度化,用不着谁来审核,符合条件了到了该退的自己就划过去了。不会有任何官员我把你退市了,我得罪你了,没有这个事,这是个制度。只要这件事做好了,注册制也能出来了,上市公司也可以上市了,所以这件事的关键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总是绕道走,不解决这件事,结果总在上市公司该不该上市IPO动脑筋,动了脑筋以后大家就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大家动小脑筋。本来一个企业要上市,发10亿,但是怕你发的太多资金被抽走,只允许你发2亿,但是过了3年非流通股一大堆,法人股都可以流通,那时候也一样是股市里边会有影响。

我讲这一段实际上是为了说明要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解决企业资本金的市场化补充机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范畴、在资本范畴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命题,是我们国家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市场化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要解决好这件事,不是简单的讨论注册制合理不合理,IPO合理不合理,实际上不是解决吃饭的问题,而是要解决退市的问题。

除了这个以外,市场化的监管问题,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单位对股市、对上市公司的服务和监督的问题,还有各种资本金、各种买股票入股市的资金的合规性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的。如果把这些事都搞好了,那么注册制条件成熟就可以出来了。注册制出来,前面讲的四种条件也都成熟了,企业市场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就有了,这个机制有了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证券化就会加快发展。这个加快发展最终表现为上市公司的市值跟GDP是1比1,这是国民经济证券化的一个标志指标,就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你这个地方的GDP大体1比1。

我们国家GDP现在70万亿,上市公司的市值40多万亿,有时候拼命把300个企业上市,上市以后多了一块市值,但是股市跌了两百点,结果最后300个企业上市了,企业从3000多个变4000个,市值可能从40多万亿变成30多万亿,指数下跌了,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要把这件事解决好。如果我们的上市公司市值跟GDP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市公司的企业的资本金大体等于GDP,那么非上市公司的一块还有资本金,这就说我们工商类的企业、非金融类的企业的资本金,总的资本资产不含债务的股权资产比GDP要多,可能是GDP的1.5倍,如果资本是GDP的1.5倍,债务也是GDP的一点几倍,资产负债率就是50对50,杠杆就下来了。所以这一块如果我们搞不上去,只在银行债务上去杠杆,国民经济被萎缩了,那也是不行的,那会变成恶性循环的。这是我想讲的一部分,有点理论化,实际上跟投融资息息相关。如果这一块不好,想要解决投融资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是一个宏观投融资的逻辑。

四、关于去杠杆和避免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

去杠杆,就是要去掉债务的杠杆。最近几年,金融的资金量过分,金融的脱实就虚,使得我们虚拟资金各方面的金融资金泛滥、量很大。这个指标有没有泡沫、有没有过分的杠杆呢,就从几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就是常说的M2。M2是社会在流通中的各种货币。我们现在的M2去年年底是150多万亿,目前到6月份大体上160多万亿,GDP去年是67万亿,所以M2是GDP的2.4倍。美国的GDP总量现在是18万亿美元,美国的M2是13万亿美元,美国全部的流通货币比它GDP的总量要小,是GDP总量的70%左右,我们是GDP总量的150%,是百分之二百几十。所以我们货币多,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比如房地产这个十年就涨了8倍、10倍等等,都和这个货币现象有关系。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是大家都会作为骄傲的一个指标来说的,但内行来看的话,这个指标恰恰是泡沫的表现。大家如果注意的话,2008年以前的十年,中国的金融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本身的GDP,占国民经济的GDP总量其实只有百分之四点几,但是到了2016年,金融业的GDP达到了国民经济的8.4%,翻了一番。我们许多省或者一个城市,原来十年前、五年前金融GDP比重都只有3%、4%,现在8%、9%,本身也拉动了整个GDP的增长。如果金融比重有8%,今年金融GDP涨了15%,那这个8%到15%就等于整个GDP里边增长了1.2个百分点,如果GDP涨了7%,1.2就是金融业贡献的。如果没有金融业这个贡献,靠二三产业其他的想拉到7%,还拉不到,只有6%,或者只有5.8%,所以大家一般看到这个指标就认为自己发达了。

我要讲一个数。美国掌握着全球最多的金融资源,跨国公司、金融公司总部都在美国,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是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大家炒股票炒出来的GDP交易费都算在华尔街、算在纽约、算在美国。美国过去10年金融业的GDP比重从来没超过8%,去年全年是7.6%,比我们还低一个点。那我们高了是不是就对呢?是我们胜过了他们吗?其实这就是泡沫的表现。整个欧洲各个国家的金融GDP在欧洲GDP里只占5%,日本GDP里边金融业也只占5%。

那我们怎么会有百分之八点几,而且就几年里面快速增长,大家甚至说出以后金融GDP比重全国要到10%,各个地方都在想把这个指标弄上去。大家知道什么叫脱实就虚,就是金融业不为实体经济服务。银行把钱借给小银行,小银行把钱借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把钱给了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把钱贷给各种金融业,自我循环,每一个钱转来转去多通道的转,多层次的叠加,每一个金融企业都要有点利润,都要有用工成本,这些成本就是金融业的GDP,所以金融GDP如果多了一倍,意味着把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转化为他们的利润了,转化为税收,转化为金融业的GDP了。所以额外的这三个点,正好是脱实就虚,实体经济增加成本,融资难、融资贵的经典表现,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批判这个说法,这是很经典的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就是许多金融企业互相穿透式的叠加。保险公司拿了一笔保费到银行这边杠杆一下,银行这边杠杆后,再到股市里杠杆一下。金融一定有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金融业就是一个杠杆,就是透支、就是借钱,借钱就有风险,就要跟信用匹配。所以金融的本质一是融资,融资不是一比一融资,而是根据信用有杠杆的融资。有杠杆的融资多了,风险大了,就要防范风险的出现。所以融资杠杆和风险防控是金融的关键。杠杆应该是直截了当的,任何一个金融单位,大体上跟某个实体经济服务对象,不管是一个农业企业、工业企业、房地产企业。就是一个金融企业借钱给你,一比三的杠杆,桥对桥路对路,大家清清楚楚。最怕的就是五个金融机构互相串联着最后借钱给了你这个实体经济,这个中间就出现了多通道、多杠杆,最后变成高利贷、高风险,不透明、穿透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发生在这一年里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广东宝能在2015年底动用400多亿收购万科25%股权。整个万科的市值两千亿,25%的股权就差不多500亿,它当时动用了450亿。然后大家就在讨论情怀问题和资本的原则问题,就争论。其实整个这个事情争论根本不在这些问题上,而在于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合法性,资金来源的杠杆性。宝能收购万科的资金第一笔钱,上百亿的钱是万能险。什么叫万能险,不是正常的保费、健康险或者什么险,十年里边每年付钱,万一我生什么病了要赔偿我等等,正常的人生保险。它实际上是一种理财资金,所有的万能险都是商业银行的门市部兜售给你,利息比银行储蓄要高。老百姓(46.930, 0.21, 0.45%)一看,本来有十万元放在银行里储蓄,但是现在银行柜台说你买个万能险,跟储蓄一样,但比储蓄还高两三个百分点的利息,万一你有事还能保险赔你,赔你个生命保险的品种,并且一年或者两年到时候可以兑付,还是把钱拿回去。老百姓都愿意把储蓄搬过来买这个,所以只要保监会同意保险公司发这个品种,一发你拿了十个亿就能发一百亿,一比十的杠杆。这个钱是理财资金,是短期资金,炒炒股票也就拉倒了,股票买进买出是短期的,但是要变成登堂入室作为法人董事长的资本金是不可以的,上市公司不能今天这个钱明天忽然又没了,又撤回,上市公司颠三倒四不可以的,做法人股东的钱是长期资本,不能每天变动的短期资金,这是一个违规概念,资金错配的概念。

而且,这个本身就一比十杠杆,拿到了这个钱以后,他往银行一放,银行把它理解是正常的保险公司拿来的钱,是保费,保费是资本金的长期概念,长期资金概念。你拿一百亿来,我银行就借你两百亿,乘一贷二,就变成有三百亿。从银行角度讲只是一比二的杠杆,从保险公司讲万能险一比十的杠杆也有合理性,基本是这个规则,但他一串通已经变成了30倍,然后这个杠杆的东西10个亿变成300亿,买了300亿股票可以融资融券,一比一可以变600亿,一比零点五也可以借他150亿,所以就变成了400多亿,四十几倍杠杆。高杠杆是各种通道的资金互相叠加产生的,那就把这个企业收购了,收购了以后万一成功,他当然发横财,万一不成功,这个高杠杆是高风险的。一两年一到资金利息要还给老百姓,这边要还那边银行也要逼你还,所以这里面是不合规的。我讲这个就是说明,中国的高杠杆并不是哪个金融单位跟客户之间直接面对面的生意高杠杆,这个杠杆基本上是规范的,但是当把三个五个通道上每个通道都算合理的,当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稀里糊涂的高杠杆、多通道、高利贷的融资过程就出现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中央批评中国金融乱像,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习总书记讲了,中国经济现在有三个失衡。第一就是产品经济领域供应和需求失衡,有的东西大家需要,生产不出来,供给侧供给不足;有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又是大家不要的,库存多、产能过剩,这是生产领域。第二就是金融领域,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第三就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的失衡就表现在刚才说的这些都属于失衡的问题。

大家都要想一下,这个失衡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理解这个失衡,可能是有一些银行行长道德出了问题,做了坏事,为了贪图不正规的巨额利益,或者某些民营企业掠夺社会财富,也有这个问题,就不正规的、指导思想不正确的企业有这么一种动机行为。但是,当一件事是比较普遍的面上都展开的时候,不能把事情简单的都归在企业或者经理的或者管理监督者的道德问题上。凡是普遍性出现的问题,一定和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有关。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把这种造成泡沫现象、脱实就虚现象的制度安排要进行调整,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

这里边讲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M2会这么多?仔细分析,央行管M0,M0就是印货币,就是货币发行的总量,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M0,整个多少年积累的货币是3万多亿,到了2016年是30万亿,这8年涨了10倍。M0跟M2有一个乘数效应,一般是1:5,30万亿乘5就变成150万亿、160万亿就出来了。所以货币发多了,发多了就出来150万亿、160万亿,这个钱具体表现在银行。商业银行有了这么一百几十万亿存款资金,他如果把150万亿变成贷款贷给了工商企业,那天下大乱,工商企业就通货膨胀了,全社会通货膨胀了。所以人民银行知道这个钱多了,采取了四种非常也很有效的具体办法。

第一种,就是把存款准备金率很努力的、很大比例的提高。本来老百姓把钱存到一个银行里,存了一百万,银行准备金率10%,那就是90万可以贷出、10万交给人民银行储备。一个企业贷到了90万以后不会一天把它用掉,可能用了5万,85万又存在银行,银行又提掉10%,这样一个乘数效应层层叠加。一般100万的钱存到银行里,最终人民银行会抽掉百分之二十几的资金作为存款准备金,有七十几万贷出去了。现在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到20%、21%、22%,这样的话就基本上100万放到银行里,银行只能拿60万贷出去,这样就等于收敛了银行资金对外释放。

第二种,就是即使60万亿可以贷,但是贷出去还是比例高,所以每年都会有个窗口指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对各个银行都说,今年不管你有多少钱,你只能贷10个亿,增加10个亿的贷款投放。很多商业银行半年不到,就把一年的贷款指标用完了,后边就不贷钱了,有钱也不能贷,只能是有多少人还给他多少钱,他再贷出去多少,不能有增量,这也是一个行政性的控制。

第三种,人民银行有许多短期便利贷款,有许多货币工具在操作,就是银行采取很多办法在控制,控制的结果就使得通货膨胀不至于因为M0多,M2多,造成全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吃喝拉撒睡都涨价,不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但这个办法的结果会提高金融的利息,都要有成本的。当一个银行明明有,比如说有一万亿资金可以放贷,只让放贷6000亿,那么4000亿干吗呢?银行一定会从表内变成表外。最近几年银行普遍出台的叫表外贷款,表外运行,委托贷款、委外贷款、理财资金,把不贷款的钱变成理财的资金。放在银行里要付利息的,存款的人是要拿利息的,他要赔本的,所以就去表外运作。这些表外运作,银行把钱表外运到谁手上?就是运作到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小贷公司,各种大银行给中小银行等等,这样一来金融掮客、金融秩序等等都复杂起来了。然后拿到了银行这些钱的企业几千个,这么一运作算下来他们都有GDP的,你的GDP比重就上来了。所以仔细分析这些的话,这和资金M0增加有关。

M0增加又是什么原因呢?本来货币发行量有一个铁的法则,大体上GDP增长率是多少,加上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加上一个修正系数,假如GDP是6.7%,通货膨胀率是2%,货币发行最多就是8.7%,加到修正系数发到9%也行。但是为什么2008-2014年间经常看到这个货币增长率17%、27%都有呢?不是我们银行不懂得法则,也不是乱操作,是被动的。就是我们被外汇占款占住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外汇的顺差,就相当于外国人帮你在发货币,我们很努力的微观上低发,引进外资,那外资来了2000亿,我们出去投资500亿,顺差1500亿。这1500亿美元等于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是M0,它是一个进的钱,这个钱人民银行作为外汇储备储备下来。人民银行怎么储备外汇?他又不像财政自己有钱,他只能印钞票,这个购买外汇储备的钱就相当于外汇占款。

从2008年到2014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一下子涨到了4万亿,38000多亿美元的时候,一比六点几的换汇,就差不多就是二十几万亿,所以我们这个30万亿的M0里边有70%甚至80%就是买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产生的。这是一个被迫的行为。你说外汇占款多了、外汇多,贸易顺差、资本顺差好事情,好事情就带来这些麻烦。所以大家分析这么个源头,大体理解国民经济通货膨胀宏观的、微观的、社会直观的现象和背后的机理,那么理解了这个,知道体制机制中的这些事情。

那怎么解决呢?也不复杂。外汇储备每个国家都在储备,别的国家储备外汇,为什么没有引发通货膨胀,没有引发M0的乘数效应呢?那是因为别的国家都是财政部储备外汇,财政部储备外汇,他的钱要么财政部自己有结余的钱,没有结余的钱他可以发特别国债,发国债发个20万亿,那是老百姓、企业现在手中有的钱释放出来,买了国债,他不造成通货膨胀,然后他这个国债20万亿买你3万多亿美元,那么这个外汇不会膨胀,没有乘数效应,他不是印的钞票。所以体制如果调整一下,利益格局调整一下,就会解决。欧洲如此、日本如此、新加坡如此、英国也如此、香港也如此。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改革是解决一切矛盾、一切困难、一切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现象的杀手锏、不二法门。为什么中央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和开放呢?要义就在这。凡是长期存在的,凡是广泛存在的矛盾,往往和体制有关,解决的办法就从体制入手。如果不从体制解决,不从源头上解决,不从制度安排上、供给制度上解决,那这个问题不断的泡沫出来,然后你就在尾巴上、在泡沫上不断的去洗澡,不断的去修枝剪叶,忙得不亦乐乎,事倍而功半。实际上,去杠杆的要害,一个是资本市场扩资本的问题,企业的资本市场化补充的问题,另一个是金融系统去杠杆,源头在M0,在M2。

五、关于新常态下招商引资的问题。

为了发展,大家都在忙招商引资,这个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从80年代深圳特区一直到沿海地区90年代、新世纪以后全中国到处都在讲招商引资。眼下招商引资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新常态下,其实有效供给的工商产品、工商项目的确不怎么多。好不容易有点项目,每个地方都看得非常紧,所以内陆到沿海挖墙脚来招商很难,沿海小一点的城市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去招商也很难。在经济热度高的时候,大水冲过来,各种各样的鱼、虾米,层层叠叠都有,大城市把大鱼捞了,剩下的中鱼、小鱼、虾米拿在手上意思不大,会主动转给内陆地区,所以互相招商引资这种现象很普遍。现在这种行为方式很难奏效。第二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开大呼隆的会议。一般都愿意去把全世界的厂商请过来开个大会,领导讲讲话,介绍介绍投资环境,这种粗放的活动方式,现在其实不会太奏效。所以最近这一类活动各地大大减少,不是大家没热情,是这一类活动不实用了。第三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大家会用低成本招商、粗放型招商,砍胳膊砍腿,税收给你让了,土地可以很低的钱甚至不要钱,劳动力压低成本,各方面给人家以帮助。如今,真干得好的企业已经不是最需要这一类恶性低成本招商,这些办法现在都不是最有效。

但是招商引资还是要推进,怎么来改革开放创新、怎么来招商引资呢?这都是现在各地书记市长动脑筋的。一般光拍胸脯,书记市长齐上阵,每个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市长副市长甚至市委常委都带几个项目出去招商,这都是80年代、90年代干的活,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都不合理了。所以我讲这一种招商,实际上要避开,要把它给去化,消除掉。另一方面,现在有板有眼的好项目、资助产业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战略新兴服务业项目,一般有它的特点,要么不干,要干就是集群化的干。就说一个制造业的上游中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体系,下游的销售服务物流的体系和制造业是一个集群。要用产业集群的干法,这种干法容易招商,一招就招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产业链。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到了垂直整合一体化的阶段,只有这种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产业才有核心竞争力。《世界是平的》那本书90年代出来时,我看了以后很高兴,想买几百本,每个企业、各个方面发一份,但实际上到2005年以后,我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只能看看,不能当真理,因为它不是垂直整合,是横向整合,是来料加工式。做产品的人,他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从世界各地买过来,物流成本几乎是零,能源不要钱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跟你们讲几个现在用得比较好的办法。

第一个方式,是用产业链来招商。比如我在重庆,前几年重庆这个地方一台电脑都不生产,为什么能把重庆的电脑现在搞到中国之最?全球一年笔记本电脑的销售和生产量是1.8亿台,一半在上海、苏州、福建和广东等中国沿海城市制造,内陆西部是没有的。沿海做这个是加工贸易,从外边把零部件原材料运到沿海很方便,加工完了大进大出,我在上海待过,很清楚这些情况,到重庆以后就发现要想沿海的加工贸易或者世界的这种产业集群到内陆来,必须解决物流问题,必须让他的产业链垂直整合就在一个地方一下子解决掉。所以,我跑到硅谷去跟几个笔记本电脑的大企业谈判,就说你到我这来搞几千万台电脑,我一定在两年内把几千万台电脑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重庆本地化,半小时车程全部可以运到,如果达不到一切物流成本我赔你,这就是赌一把了。但是我也想过,如果几千万台电脑在我这边生产,一切零部件厂商一定奔着我来,我不用招他,因为全球的1/3电脑在我这儿,衣食父母在这儿,他不到我这设厂还到哪儿设厂。但是你如果只搞500万台,一个零部件厂可以顺应两三千万台,到你这规模效益不好。所以就是零部件原材料一体化整合,跟整机厂说有零部件,整机厂同意了我跟零部件厂去开会,一年开一次,开一次就来个几百家,三年开了三次,来了一千家。所以重庆现在有一千个笔记本电脑的零部件厂商,已经连续生产四年了,每年生产六千万台,等于全球1/3,这个基地就起来了,整机和零部件加起来就有四千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招商就靠产业链,把产业链完整齐全,亮到明处,包括销售结算整个都要说清楚。

再讲一个例子,就是重庆的汽车。重庆原来有一个长安。中国的汽车厂很奇怪,一个省一个,上海有上汽,一汽、二汽、北汽各种汽车公司都不去上海开厂,上汽也不会到一汽、二汽的地方去,大家各占一个。然后各个省如果招了上汽,一般不会再去招一汽、二汽,因为有面子问题,把你大头招来了,不能去招别人了,这个是不对的,要集群。所以我们招笔记本电脑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把全球所有的做电脑的企业都招来,同类项集群,然后,这个集群既可以为这个公司服务,也可以为那个公司服务,这样规模效应会比较好。汽车也是这种集群,重庆有一千多个汽车原材料工厂,百分之八十几的汽车原材料本地造。除了长安以外拉来了12个国内外汽车厂商,上汽、北汽、二汽都在重庆做,每个都做了几十万,还有外资企业5个,这么一来这个集群堆在那里,零部件又是扎堆供应,成本比较低,越成本低大家越是愿意来,形成了一个六、七千亿的汽车产业集群。重庆汽车产量已连续3年排第一,去年生产330万辆,第二名上海,240万辆,第三、第四是一汽二汽所在的吉林和湖北,这正是因为集群产业链的集群和同类项的集群形成的。我举以上两个例子,就是说产业链集群是一种合理的招商方式。

第二个方式,是顺应资源市场配置招商。比如重庆产页岩气、天然气,那么挖页岩气的企业可以定向招商,因为许多地方想搞天然气加工没有天然气资源,天然气还像有粮票的时代抠门抠得很。比如一个省,实际需要5000亿方天然气,才能满足目前各个城市的使用需求。我们全国能源里边天然气的比重只有7%,像美国欧洲达到百分之二十几,我们煤炭的污染、能源的污染,需要天然气来解决。所以我们就因地制宜,招了几百亿的页岩气的投资。去年全国页岩气全部产量60亿方,重庆出了50亿方,今年预计全国的产量会到100亿方,重庆能出70亿方,预计到2020年全国能出300亿方,重庆至少能出200亿方到250方,我们几百亿上千亿资金投在页岩气里,是全国页岩气投资开发的主战场,占了全国的2/3。同样,有了页岩气以后天然气多了,天然气是一个很好的燃料,也是化工产品,凡是要用天然气做燃料的工业,或者拿天然气做原料的一些高科技化工厂都可以沿着这个招商。

第三个方式,是一些好的高科技的但缺乏资金项目,政府可以融资投入,但要会动脑筋规避风险。他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但没钱,你想跟他合作,但这种高科技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往往一个项目就三百亿人民币,甚至四百亿、五百亿人民币,你帮他投入了,但如果,盈利是他的,赔钱了拍屁股走路,你怎么办?有时候招商引资遇到这样的主,项目是好的,也不是吹牛骗人,你怎么决策?这个时候就要调动我们国内资金,但这个钱一定是有资本、有信用、有投资、有回款的地方才能用,否则没人借钱给你。在这个方面也是要动脑筋的。

重庆有一个京东方项目,2014年的时候,我跟京东方老总打了个电话,说我们重庆生产几千万台电脑,还很需要几亿台手机液晶面板,你如果到我这来做这个,有市场,他说现在的液晶面板是供不应求,不要说你的市场,我全国和国际上的市场都供不应求。他说我有技术,就是没钱,现在一下子拿几百亿拿不出。我说我们给你,但是不能白给你三四百亿,你拿了去投资,失败了我赔钱,那不行。我们就拿了三百多亿买他的股票,京东方那时候2块多一股,买他一百亿股定向增发,2.1元就是210亿。我们一个月内就付了210个亿,我开始让民营企业出,我认为很赚钱,民营企业研究了差不多一个月,工商联民营企业一大批企业家开会,最后都摇头不做。不做我就让国有企业出了210个亿,7个企业做了股东,买了100亿流通股股票,作为上市公司得到了100亿增发股权以后,跟银行借了100多亿,就是300多亿。凡是现在战略新兴产业,都是半年一年就可以把你一百亿、两百亿、三百亿花掉,不像玻璃厂、钢铁厂、化工厂,一百亿、两百亿可以干五年。现在电子和高科技企业都是一年的周期就可以把你几百亿花掉,买设备就两百亿,买了就装上去,时间都是半年的周期。所以京东方在重庆2015年底就投产了,现在是满负荷生产,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当年投产当年就有效益,重庆就多了300多亿产值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虽然不是我们的是京东方的全资公司,但是京东方效益好了,股票上升到了4块多,我们的100亿股退出来就变成400多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以后,这个原始投资200亿收回,我还有200亿,那干吗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投资,这会200亿不是买他股票了,而是一起合资搞一个柔性的液晶面板,现在的液晶面板手机可以弯曲的,如穿戴式的就是柔性液晶面板,这个面板现在全球也供不应求。这一个项目要投资480亿,100亿的贷款,那么就300多亿的投资,300多亿投资各自出一半,我们就拿赚来的200亿往里投,这个决策没有压力。如果财政要拨200亿投资,决策万一输了,是不是就坏账了,你是不是跳楼跳长江啊。当你把决策、行为和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我讲这一段就是指该要给人家资金有时候要在有防范、安全、不出格且合乎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但是有一个项目我犹豫了一下没干,就是郭台铭的项目。他跟我说搞一个世代线,400多亿,然后说我出钱,他3年里面回购。400亿按8%的利息,一年20多亿,3年下来七八十亿,他把这七八十亿加上本金都给我,然后我这边就多了一个400多亿的项目。但这个钱借给他,他没有把他的股权担保给我,万一坏账了,我就赔了,鸡飞蛋打,是不是就构成国有资本流失,去年犹豫了一个月没受诱惑,把他回掉了。我讲这段话意思就是,要审时度势,要地方一把手和大企业想明白才能做。总之,两面思考,当真的有高科技、大资本、全球化的好项目时,如果他缺资金,怎么解决资金,怎么在资本市场融资等,是要动脑筋的,不能简单就来个没办法,拉倒、放弃

第四个方式,是给优惠政策。这优惠政策不是面上一般意义上的,和刚才我说的砍胳膊砍腿、自己伤自己的没道理的优惠政策不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事情是绝对有意义的战略性事件,那么市委、市政府或者财政、发改委大家综合研究以后做出集体民主决策,也是值得一试的。比如南京跟台积电在长江边上搞的共80亿美元(第一期30亿,第二期50亿)的集成电路,起步第一期是14纳米,第二期是8到9纳米,都是世界之最的好项目。我去台积电看过,这个张忠谋了不起,在新竹搞了三个150亿美元的企业,全球集成电路供应面他占了很大的份额。所以他到你们这来做集成电路,你们当然会有优惠政策,税收怎么优惠,土地怎么给,资金怎么补助,这个时候一整套综合,该下重手也要下去。这个集成电路项目一摊,你这些优惠政策给他了,如果算帐,5年、10年政府给他的优惠政策差不多会有100亿,这100亿使他产生了几百亿一年的芯片产值,鸡和蛋还是他先有蛋,你才会孵化出鸡给他一块肉,不是你自己把别的地方财政的钱补给他,所以这里边是要明白,要系统集成,我觉得江苏这件事干得非常成功。

第五个方式,是直接收购。现在中国的企业有能力了,想要一个企业索性把他收购了,一下把你控股权买了,买了以后自己给自己决策,把他搬到你这个地方资源优化配置,省得招来招去,讨论来讨论去。我们曾经干过一个事,就是把乌克兰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给收购了。整机组装都在俄罗斯,发动机都在乌克兰,乌克兰发动机保持供应俄罗斯。四年前他们吵架以后,俄罗斯也不买他的发动机,自己也能做发动机了。乌克兰尽管跟欧洲好,但是欧洲有空客,有自己的发动机,很强大,也不需要他,他这个企业就倒闭了。这个企业50年代、60年代一直是国有,90年代叶利钦变革以后,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变成董事长,变成私人老板了,总经理是他儿子。我们十亿美元收购了他的股权,然后花100多亿把他的企业搬到重庆,使重庆形成一个年生产上千个发动机的工厂。这是高科技,乌克兰的发动机水平比国内的发动机高好多倍,提前好多年,所以国内的市场是有需要的,而且我们本来就在采购他们的发动机,现在能本地制造更好。这个案例是收购了他,转为自己使用。当然还有就是有一些企业他到你这来,你也希望他这个产品过来,但他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希望有一些我们国内的某种资源牌照,这个时候政府掌握着牌照或者掌握着某些资源,或者国家掌握,地方政府为他去向国家申请,你帮他解决东面的问题,他给你西面的项目,两边互相投桃报李,这也是一种平衡,当然这种东西都不能权钱交易,都是公开的,政府的合理运作。

第六个方式,是优化投资环境。比如物流,现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产业如果到了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时候,都要考虑全球化的物流。比如重庆的电子产业之所以大家都能来搞,除了刚才说的垂直整合这些事情以外,很重要的是我们把渝新欧的通道搞起来了。因为在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分隔,30%在北美,30%在亚洲,40%在欧洲,如果在重庆生产运到上海、广东,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时间要两个月,另一方面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两千多公里内陆到沿海的距离。

所以我们当时推动了一个重庆到欧洲的渝新欧班列,因为这个铁路本来就通,所以推动它的时候主要解决了三件事。一个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要一体化,你如果没有一体化的话,火车开到每个国家都会把你的集装箱拿下来关检,弄的支离破碎,这就不行了,必须重庆检了,沿途任何国家不再重复关检,反过来在欧洲关检的东西到重庆一路不再关检,叫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就是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做法,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跟各个国家谈判,就是要把这种问题解决掉。第二个就是各个国家的铁路部门都有铁路运行时刻表,要统一编制时刻表,不能到哪儿都等别的火车,那就时间浪费了。所以要开各个国家的铁路部门协调会,这个协调会在我办公室里也开过好多次,形成了五定班列,定起点重庆、定终点德国,中间一百个火车站只停12个,哪12个停下来都要讨论的。第三个就是定价格,每个国家都有铁路运费,连在一起的时候哪个国家最高,大家都拥护的话就把价格抬高了。这个铁路价格从2011年是一个集装箱一公里一美元,那12000公里就要12000美元,运输肯定赔,到2012年降到0.8美元,2014年降到0.7美元,2015年降到0.6美元,现在降到了0.5美元,一万多公里就是6000美元,如果我们不管从连云港(6.620, -0.16, -2.36%)还是从上海、深圳,一个集装箱运到欧洲一个多月时间,三千美元。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装的货是500万,一个月的利息就要3到4万,就相当于四五千美元,这个时候你三千美元加四五千美元就变成七八千美元,所以大家都愿意用铁路来运。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具体的事解决,当时为什么会努力的做这件事,就是那些大厂商说我们的东西40%运到欧洲,如果在你这运到沿海再到欧洲不合算,放到你那边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能够帮我直接用火车运到欧洲,我把沿海的都装到你重庆来,所以这就叫做战略格局。遇上矛盾、遇上困难,坚定不移地推上去,不能绕道走,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四亿台手机、六千万台电脑,还有别的产品,百分之三四十运到欧洲的物流问题就解决了。我讲这一段也就是说,要帮企业解决他特别想解决的问题,他想解决什么,你帮他什么忙,只要这些问题是客观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上的或者其他无理取闹的,我们都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发挥政府的特有服务功能,把它给配置好。

第七个方式,是争取国家政策。比如自贸区,比如保税区等等这些政策,也是一个方面。重庆有一个好处,我们对任何外资包括实体经济的工商企业,我们的确是给他15%所得税的,但这不是我们违规,西部大开发就是15%的所得税,这还是很重要,因为你去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包括欧洲许多发展地区都是15%所得税,就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开发区,国际上都15%,那么我们国内,以前特区是15%,现在都是25%,但是西部大开发有一个15%的优惠,鼓励类产业15%,所以我们把这个用上去。国家的一些特别好的新区、开发区、特区或者自贸区保税区,反正各种好的平台的确是有用的,能够对招商引资起到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措施,根本性的就是政府要有服务于企业的愿望。本届总理最呕心沥血干的事情就是简政放权,帮助企业降低准入门槛,对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等方面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的各种便利,同时降低服务交易价格、制度价格等,把企业成本降下来。

六、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PPP)的问题。

这是现在各级政府都可能要考虑的一件事。政府的钱总是有限的,要搞更多的项目怎么办,政府要搞的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自己又一下子掏不出钱来,希望社会上国内外各种企业来帮助投资,这就是PPP。PPP在公平公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前提下,很重要的就是做好五个平衡。这五个平衡做好了,PPP一定是真的PPP,就不会有现在财政部、发改委发通知说各地有假PPP,整天防范各地作弊的PPP的事情发生。五个投入产出平衡就是:

第一种,如果一个项目是可以收费的,收费的价格能够平衡投资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项目是完全市场化的,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招商引资的PPP。比如高速公路,收费20年、25年,可以把前期投资收两三个回来,回报率比银行利息还多了几个点,那么对企业来说只要有能力都可以来争取,所以这类PPP是完全市场化的PPP,投入产出是平衡的。

第二种,就是一个项目也是收费的,但是收费并没有到位,是半市场化,那么如果要收费到位,还要改革还要调价格,但调价格可能有一个过程,但项目又希望现在就启动。所以政府可以部分市场化运作,企业自己收费,缺口的地方政府就作为一个补助、采购,把这缺口补了,补了几年以后政府通过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把这收费标准提高了,那么就平衡了。比如说重庆自来水的价格,重庆老城市里的水价是2块多一吨,污水处理价格差不多8毛钱,所以大体上3块一吨,是平衡的,可以完全市场化PPP,让外资合资企业来搞。但是到了库区,原来自来水是4毛钱,污水费是不收的,现在就算调价,调到8毛调到1块2,离开实际成本还有距离,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时间单,每3年库区水价往上调一次,通过3个3年调到和市场平衡,这是一个原则,同样,污水处理价格也是这样,开始是2毛钱,后来是4毛钱,然后到6毛钱。在这个过程中,账算在明处,你处理了多少吨污水,处理了多少吨自来水,给你补贴多少,算个帐,这个就是价格改革的机制,然后补贴是在过渡期间做补贴。这是第二种,就是通过改革最终实现平衡。

第三种,一个项目就该政府买单,将来一直都是政府买单,没有什么价格改革不改革,就是政府公共服务。但是如果政府要投资的话,可能在短期两三年里投一百亿,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事情又需要做,可以把一次性的投资变成今后20年、30年、50年,每年的采购费,运行费,就像租赁一样的。本来是政府自己投资买设备,搞一个工厂,现在是工厂设备都是企业投资的,政府然后租赁,租赁是变成生产运行的流动资金的概念,而不是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的概念,那么这个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涨越大。经过十年二十年发展,现在付不起的钱如果每年采购费率越往后比例越低就越轻松,所以这也是一种办法,叫采购。最近大家看到不要到处使用各种采购概念搞PPP,也在批评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讲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严格的分类。

第四种,一个项目是个巨大的投资,哪怕十年二十年如果用采购的办法来解决,照样会使得每年政府开支会变成巨大的负担,必须脱离政府日常采购的概念来平衡,但是收费价格也平衡不了,企业出不了这个钱,那就用政府掌握的其他资源跟企业交换。比如香港地铁,修了200多公里,花了3000亿港币,他怎么还,200多公里有80个车站,这80个车站,每个车站搞加盖物业20万平方米,80个车站就有1600万平方米的加盖物业,就相当于楼面地价1600万平方米的土地,香港土地1平方米2万港币,那就是3千多亿,所以政府给企业加盖物业批了规划,上面的土地等于送给你了,这就做了个平衡。各个地方都一样,因为地铁是1公里就要投7到8个亿,修100公里就是七八百亿,不管上海、北京还是南通,都一样。重庆应该说起步晚,到2006年、2007年才建了16公里,从那时候开始每年建40公里,现在已经到了竣工200多公里,正在建的也有200多公里,到2020年会到40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十年每年建40公里,这400公里就需要两三千亿,说穿了就是三千亿的钱,政府采购每年付300亿,谁付的起,这个必须资源配置。如果政府没有资源配置,跟老板说你帮我出三千亿,然后以后过几年让政府回购,谁签这个合同,就是把现在的债权形股实债骗人,政府背了巨大的债务。但是又是过了几年真让你买回来你也是赖帐,还不了,变成巨大的投资,那么除非你把地铁修的慢一点,别修400公里,修40公里等等,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就是第四种平衡,题内损失题外补,一个资源平衡。

第五种,总有一种政府的开发项目,效益会很好,但是既然有效益政府为什么自己不干,投资公司都可以干,是的,有效益的项目,政府如果自己的投资平台直接干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政府资金真的短缺,这个有效益项目让市场招商也可以搞PPP,但不要搞,绝不能利益输送,所以对这种项目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上限。这种项目需要一百亿让企业来投资,给固定的回报,这个回报,利息就是你这个投资本息回报不能超过7%,因为所有PPP项目,一不能让投资者赔钱,因为人家是市场化的企业,二不能让他有暴利,因为这是PPP,是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应该获得暴利,想获得暴利的别来搞PPP。这应该是个安全的、长期的、投资回报的利息是均衡的,不能太高的,那么你守住这个概念,跟他签一个这样的合同,他把项目投资了,多少年怎么还,这样政府拿到了这个资源,被开发好的资源,政府再去干别的事,因为这个资源的效益是比较高的,这就是第五种。

我们有时候对PPP是用不着去分学校类的PPP,基础设施的PPP,市政建设的PPP、公共服务的PPP,这种分类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动财经的脑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项目,应该有会计师、精算师、财务人员算出,这个PPP项目是怎么投入产出平衡的,是市场化价格改革就能收费平衡的,还是要用资源交换才能平衡的,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把这个讲清了,实际上就是分这五类,然后进行签合同。

2014年三中全会会议开完,重庆当年就搞了1300亿PPP,总的我们设定了8000亿PPP,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1300亿、1400亿,差不多就8000亿。我们到2020年要搞18000亿的政府项目,其中8000亿PPP,有10000亿该政府干的还是应该政府干。比如铁路就有2000亿,那是铁道部干的。把政府直接干的一块去掉,让市场来干的,8000亿,每年1300亿,每年6月份推出来,基本上都成功了。最近财政部和发改委批评的各种有问题的PPP里边,重庆的4批差不多5000多亿,基本上没有摊上什么项目。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五个平衡都可以,这是一个投融资问题。

同时还要注意五个防范,就是“五个不”。

第一,PPP的过程中,不能搞抽屉协议、形股实债。名义上是股,实际上跟你签了个抽屉协议,三年、五年,政府连本带息回购,就等于是个债务项目。这个债务比政府跟银行借债的利息肯定要高,银行利息如果是5%,他这个利息肯定7%再加管理费,就变成9%-10%。现在的政府信用很好,银行也借得到钱,为什么要借你的9%-10%或者12%?所以,形股实债、抽屉协议必须杜绝。

第二,对于PPP的项目价格,一个城市要同一个标准,这里边政府要调控。比如重庆有40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是自己在搞PPP。同样的高速公路或者自来水、污水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这个地方的项目是50亿,那个地方的项目变70亿,尽管好像是老板出的钱,PPP,但最终这个价格如果过高、出问题,可能就会不合理。所以同类型的、性质相同的项目,发改委应该有一个基本平衡,差不多的标的。

第三,PPP的项目要防止营私舞弊,比中纪委说的八种类型招投标,更容易营私舞弊。因为一般的PPP项目等于是五种招投标放在一起。比如工程施工的招投标,投融资的招投标,如果有土地补偿,那就等于土地批租的招投标,它是一个巨大的项目,一个项目可能100亿,里边夹杂着土地批租问题,银行贷款融资的问题,项目管理的问题,价格确定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时候,PPP的这种项目的确不能让一个部门、一个人单独管。实际上,应该每个大项目,相当于有个联合平衡委员会,发改委、财政局,搞工程的建委,还有土地局,或者还有国资委的一些投资集团,大家坐在一起对某个特定的PPP开几次会定下来,这就是个公平的过程。这个招投标不像一般的房地产招投标拍卖,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PPP可能有两三个大企业都想来竞争,有招标、竞标的问题,总之要有个协调委员会。因为这个项目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十亿、一百亿,所以对一个项目搞一个协调,这个协调委员会今天协调这个项目,明天协调那个项目,总之要有专门协调,再到政府常务会上过一过。

第四,PPP的项目要防止投资方乱涨价、乱收费,把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因为PPP里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私人,一个就是公众。如果政府不要出钱,私人投资者又想赚钱,把收费价格往上提,最后是公众、老百姓来出钱。这种情况政府要管治,代表公众要进行平衡,不能侵犯公众利益。

第五,PPP的项目是个基础设施,一弄就是几十年,万一地震、滑坡等各种原因损害了,如果是政府自己搞的,损害了以后政府继续掏钱把它修复。如果是私人老板干的,你如果说出毛病了,让私人老板自己赔,这不行,因为这是公共项目,对PPP要一视同仁。这个也很重要。

我讲的这“五个不”代表了各个方面的公平,只要做到这两个五方面,“五个平衡”和“五个不”, PPP一定是健康规范的,这就是个投融资,这是一个方面。

七、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的问题。

政府每年总有拨款来支持产业发展。整个中国政府一年17万亿,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帮企业增加经济发展动力的各种补助,一年有1万多亿。中央政府一年收7万亿,自己开支直接使用的军费、外交领域的费用2万多亿,有4万多亿、近5万亿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各个省的。这里边有民生的,有各种各样的转移,中央政府转给地方的,鼓励经济发展方面的钱也有六七千亿,包括科研开发或者各种经济投入,地方政府也补一块,加起来有1万亿。

像重庆一年这种补助给社会企业的,一年差不多一百亿。这一笔钱到了政府委办局手里有可能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这个钱批出去以后三年五年到底什么效果看不见的,出去了就出去了。第二种,有的委办局拿了这个钱,该出100亿,结果今年只批了70亿,钱就挤压着,几年下来挤压个100亿出来也是有的。第三种,就是权钱交易、灰色交易、腐败干部,这也是可能的。第四种,政府的职能异化,碎片化地整天管项目、批项目,权力的象征,这其实是把政府服务变成了一种审批机制。所以把这一部分的钱转出来,先转一半,以后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成为引导基金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这边有100亿,我先转40亿出来,让政府的行政审批本来每年开支100亿,现在只开支60亿,40亿出来了。过两年60亿转出来,这个钱出来以后,除了把刚才说的四种问题解决了以后,还产生一个放大功能。因为既然叫引导基金,就是政府出的钱在私募基金里占20%到25%,可以1比3、1比4地放大。这样的话,如果你拿了40亿,人家拿了3个40亿,就是120亿,加在一起就是160亿,这样就形成了160亿的私募基金。有GP团队专门管的,他像啄木鸟一样,会优化配置。如果是医疗的基金,那么就在医药产业里。如果是电子的基金,就在电子产业里。如果是在农业的基金,那么农业产业里也都会找项目、找投报。这个钱出去了以后,一般私募基金三年、五年要把本钱回收,要赚一个钱出来,总归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政府的钱在里边,你有回报,我有回报。如果你赔光了,私人的钱、企业的钱把60亿都赔掉了,那我的20亿、30亿一起赔掉就赔掉,这也不是谁的责任,因为这里边有概率,项目不可能个个赢,但也不会个个输。总的基金的回报率一般在10%以上。五六年、六七年能翻一番回来。回来以后政府的钱可以滚动,政府每年有40亿或者50亿进去,然后五年以后,你前面出的40亿、50亿回来了,变成两个四五十亿。不断地这么滚动,要不了多少年,可能你的资金积累,变成了几百亿,带动着社会资金,可能会上千亿。这是个重要的机制改革,是国务院十八大以后很重大的一个改革,这项改革三中全会的措施里是有的。

大家注意最近报纸、国家文件,都对这个引导基金有一些批评,就说这两年引导基金推下来乱象出现。比如说政府不是作为引导基金,而是拿了国家的钱又开始办公司。你有几十亿出来,就变成十个八个企业,每个企业就是一批处长、科长出来,还有些是局长,出来就变成了这个基金的经理。然后由他再审批,那就是化公为私,又变成了政府的官办企业,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几百个干部在管这些事。这是一个要批评的事。

引导基金用不着政府管,政府就在这里边弄几个会计师看财务,项目往哪边走,一年审一次,各个委办,有的是工业的,有的是农业的,这些委办应该把方针、把方向。但是日常管理是招聘GP团队来的,既然是招投标,假如这个城市里有两百个基金的GP团队,你就找里边干的好的20个,然后这20个团队搞的基金,这个基金放2亿,那个基金放2亿,10个团队就20亿下去了。所以应该是招社会的基金公司来管,这是一个概念。

基金团队来了以后,他跟你是1比3、1比4、1比5放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团队能来做你的资金管理者,是因为他带了20亿,来要了你的5亿。不能是你的钱给他,他市场上去跟银行借了15亿放在里边,变成了一个合资公司、股份公司,这不行,这就是名股实债。所以GP团队找市场上的LP,股权投资者是货真价实的,政府的钱是放在这个货真价实的私募基金里边入伙。你连这个都不选择好,说明你招投标里出毛病了,这也是一种问题。

投资的项目,怎么确定?怎么清退?怎么退出?大家因为不大熟悉这个,搞到后来就变成政府官办搞一批公司。所以财政部和发改委最近批评一些私募基金、引导基金的事情,主要是在批这个。但是从工作方向上,这是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表现,有助于反腐败,有助于转变财政和政府资金使用的职能,有助于使我们的投资基金更市场化地优化配置,有助于使财政资金投资三年、五年有回报,看得见、摸得着,有助于把政府的资金杠杆化,1比2、1比3、1比4,这就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件事也是应该把握好的,有关委办之间要把这个事情平衡好。

八、关于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问题。

我们各个省、各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投融资的平台公司,这个平台公司大家注意。平台公司的资本金怎么注入?政府应该有明确的规范,不能一毛不拔,不给平台公司钱,他就变成了负债公司,负债多了就是政府的债务。所以你不能掩耳盗铃,不给他钱,又说这是市场化企业,然后政府和他无关,那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大体上,政府对这样的,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起着至关重要的平台公司,第一个方面,政府不能搞得太多,一般一个直辖市的地方搞一个到三个就够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或者单列市,搞一两个就够了。到了地市级的城市,一般只要搞一个,这一个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就够了,不要多。到了区县一级也许也需要,但一个地方就搞一个,千万别搞多,搞多了泥沙俱下,最后一片糊涂账,就搞一个是可以的,国家也是允许的。

第二个方面,平台的资本金来源,除了财政一次性的开办费也好,什么也好,拨一个款以外,给他了土地、实物资产、资源划拨一块,还有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金注入一块等等。在重庆,我以前是叫五个注入,税费注入一块,土地资本注入一块,财政经费注入一块,国有资产,其他闲置的资产或有效的资产注入一块,等等。

第三个方面,要像保护生命一样维护平台的信用,因为它是你的投融资平台,跟银行、大公司在一起要借钱,要有信用。信用主要是讲“三个不”。平台公司不为任何企业做担保,平台公司的全部信用只为政府的基础设施、重大投资去融资,不可以为其他国有企业或者要破产的企业做担保,一担保,功能异化,马上就一起捆绑,所以平台公司绝不为别的公司做担保。平台公司里有些是政府补助性的项目,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专款专用,不可以拿这个资金去跟融资平台中的信用做担保,一到里边,账要分开。平台公司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负债率控制在50%以内,也就是说,平台公司是要融资的,所以你叫他20%-30%的负债率也没有道理,但是绝对不要让平台公司有70%-80%的负债,就是在50%-60%以内的范围,始终让他有弹性。

第四个方面,平台公司的现金流。可能他投资的项目时间长,现金流一下子回不来,政府始终要维护平台公司的现金流、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有的是长期债券,有的是两三年的债券,有的是短期贷款,也就是他的现金流回款要平衡,绝不能让现金流断裂,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资产的负债率。再有就是融资担保方面的事情。

我讲这些话都是讲政府平台的信用要维护,维护他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可以融资,关键时候出手就可以解决一些事。另外,平台公司承担政府基础设施的一些重要项目,一旦中央政府有置换债,平台公司借的钱里边如果有信托的钱,有利息较高的钱,7%-8%的贷款利息,或者9%-10%的信托利息,有置换债第一时间先把它置换了。这不是营私舞弊,平台公司就是国家利益,就是你这个地方政府的利益,首先要把这个置换掉。中央政府的置换债一般是3%-4%的利息,另外有企业的,叫发展的贷款,专项的项目贷,这个项目贷是2%左右的利息,10年期。所以你借他100亿,比正常的银行贷款降低了3到4个点,100亿就是三到四亿,10年可是三四十亿成本的下降,所以这种平台公司就是承载国家优惠政策的第一载体,理直气壮的,这个国有企业是为全民、全社会公共服务的企业,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平台是要维护的。但平台不要搞乱,不要搞多,搞到多了以后,变成各种各样安排干部的场所,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边拿高工资,事情都不干,债务一大堆,互相担保,搞到后来就乱掉了。这些事都要防范。

九、关于政府土地储备平衡资金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土地,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都是集体的,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我们国家跟世界各国私有化是不同的,土地的确有价值,还有一个区别,因为城市在发展,从原始积累中,大量城市的土地是处在基础设施还未开发的阶段生成的。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先搞基础设施土地才会升值。一个城市一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至少投入15个亿,如果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投入到地底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任何楼堂馆所,桥梁隧道或下水道,各种各样的,1500亿。还没发展起来,财政又没那么多钱,当然要负债。这个负债靠什么平衡?如果靠税收平衡,50年后城市发展了再平衡,那你的债务就有危机了,所以土地财政就是当下各地政府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唯利是图地把地价越炒越高,以为炒高了地价城市发展就有钱了,那是短视的。地价要平稳,地价低房价才会低。大体上,房价走势的确应该根据GDP的增长率,老百姓收入的增长率。只要GDP翻一番,老百姓收入翻一番,地价每亩地的价格也翻一番,这是合理的。十年前如果用七到八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同步地增长,十年后还是七到八年,哪怕房价翻了一番,地价翻了一番,但你的收入也翻了一番。这个意思是,土地财政是要控制稳定合理的地价。但是在合理稳定地价的前提下,土地每五年、每十年的确地价会翻一番,如果你控制得不好,可能三年、五年就翻一番,甚至翻两番,地王现象不断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手中的确要储备一些地。比如南通,现在城市就是处在两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区,我讲的不算农村,也不算郊区县城,就讲核心城市。如果以后是一个五百万人的城市,就有五百多平方公里。未来的十几年,要发展的这两百平方公里,现在是农田,可能以后你把它征了,这就可以作为土地储备,要储备起来。如果你明年要用的地今年征,然后明年征的地后年就用,这不叫土地储备,这叫及时套现,及时征、及时用。土地储备总是为三五年、十几年以后要用的地进行的储备。

土地储备的基本原理有这么几条。第一,一步到位,把十年甚至二十年可能要用的地储备了。储备有三种,一种是征地动迁到手的地;第二种是征地动迁,并且把七通一平搞好,随时可以开卖的地;第三种,既不七通一平,也不征地动迁,但我对这个地方的规划进行冻结,红线冻结、建筑冻结,也就是说,今后几年要用的地,不能再不断地有零星的户口、企业、建筑,这也是一种叫规划性的红线冻结,就是一下子把今后要用的两百平方公里,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地冻结一百平方公里,政府规划可以做这个事,这就叫做一次冻结,一次性的、长远的储备。还要分批使用,不能这任市长一储备,三年里就把储备的用掉了、卖掉了。一般储备的地,长远一点要有20年的眼光。就是你储备了一万亩地,每年就是用5%,每年用200亩地或者500亩地,反正就是百分之几,20年来用,叫做一步到位、分期使用。

第二,储备的地不是全部用来唯利是图,搞商品房批租的。政府储备的地大体上50%用于政府在今后若干年要搞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也就是政府自己要用的地,这个地应该是低成本的,拿你自己储备地来用。但你也不能把储备地全部用于公共服务,也就是一半用于公共服务,还有一半大体上用在商品房、写字楼、土地批租,中央商务区、住宅区的批租,也就是市场化的批租。

第三,储备的地要征地动迁,要七通一平,要生地变成熟地以后才能卖。最怕的是,政府画了一个圈,然后征地也没征,包括有些危旧房的所在地,政府没钱,既不征地也不改造,也不拆迁,然后就跟老板说,你出钱,你去征地,你去改造,然后大家算账。实际上是算不出的,这种账算到最后要么就是贪污腐败、灰色交易,要么就是让老板吃亏,把这个老板害死,钉子户都在里边,最后成本巨大地提高,老板十年动不了,资金压在里边,最后铩羽而归。更多的是老板跟政府熟人勾结,结果动迁的时候就违反了政策,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合理的做法,一定是储备地上,政府把土地的一级开发,也就是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搞好。搞好的这批钱从哪里来?储备地是可以抵押的,以前跟银行抵押可以拿贷款,现在也可以发土地储备债券,中央专门开了这个口。这个钱大家记住,土地储备的贷款或者债券只能用来生地变熟地,把储备地变成可开发的使用地的用途。不能把土地储备的钱去搞城市发展,去搞财政的各种投资,结果储备地本身一分钱没进去,也没开发,一直也无法卖,那就变成了庞氏骗局。你这1万亩的储备地去贷了20个亿,等到要还的时候,又去拿2万亩,再去贷40亿、50亿,新账还老账,这个就变庞氏骗局了。所以储备地的公司,寄托着政府的庞大信用和资源,他第一波的信用是拿来融资,拿来开发土地的,搞一级开发的,然后一级土地开发了以后,土地局去批租土地。

土地批租了以后,一级开发可能花掉了100亿,但这100亿产生的土地批租,你可能卖了300亿。300亿里边,100亿还老板,200亿拿来就是财政收入,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拨款投资。所以它有两个循环,一个循环是土地储备地的一级开发。另一个循环是产生的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财政性资金补充。

第四,储备地可能有10万亩、20万亩,对应的一个资金量,可能增收500亿。不能像一个大锅子,里边放着500亿,让储备公司对应着各种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最后一批糊涂账对着一批糊涂账,也不可以的。你的储备地大体上,这里边的10万亩,这5000亩对着一批200公里、100公里的地铁项目,那3000亩对应了或者什么大桥,像你们的沪通大桥150亿,这150亿,如果你们要出100亿,或者出多少,应该多少亩地跟它对应。包括PPP的时候,这个PPP公司如果需要资源配置,这个土地的2000亩配给这个PPP。也就是说,一个大口袋里分了很多小口袋,小口袋基本上都要有责任制。当然,这里边出现的多了少了,只要财务是公开的、公平的,没有人营私舞弊的,调整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不叫国有资本流失或财政的失误,但口袋管理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土地储备很重要。我2001年到重庆,2002年就认为,当时的重庆是300多万人、400万人不到,300平方公里,我就认为重庆以后应该是个1000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不是讲8万平方公里的1000万人,而是讲中心城市就该有1000多万人、1000平方公里。至于万州涪陵都属于城市群里的其他城市。这就多了有700平方公里。700平方公里不能全部去储备,区县的其他地方都不能活了,至少划一半,就是350平方公里,那就是50万亩地。50万亩地每年就使用5%,2万多亩,十几年下来用掉了30万亩,还有20万亩。这30万亩,重庆这些年各种平台公司搞基础设施重建,政府花掉了一万几千亿。重庆政府是不是债务平台很重?我们的高速公路一公里都要1亿多,因为每100公里高速路,其中60到70公里不是架桥就是打洞,像造那个70公里的桥梁和隧道,这个成本就比上海、江苏的成本都要高。我们各种投资公司,基础设施花掉1万多亿,但现在财政部和省级记账的政府债务余额重庆是3000亿,那就差不多有1万亿平衡掉了。1万亿平衡掉,就是我们那近30万亩的地,有十几万亩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划拨用掉的,真正市场化的商品房就是15万亩,一亩地总有六七百万的基本利润,那十几万亩,差不多就是九千亿、一万亿平衡掉,这就是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就是高额负债。反过来,在施工过程中有个高额的现金流,这个现金流就是每年上千亿在里边转。因为你这个平台有土地储备,有信用。没信用,你这个储备就变成了政府债务,就是一个赖账的系统,坏账的系统。所以这方面,重庆政府的债务率,也就是财政收入的总账,分子是债务的余额,区县加市级政府的全部债务余额,我们是70%,总的来说安全,财政部要求是在100%以内。所以这个储备绝对起着关键作用。

储备还有一个作用,因为你有储备在手,可以控制地价。土地供应是房价的杀手锏,土地如果楼面地价一万,房价一定两万、三万。所以一般来说,政府不推高地价,但地价明明该五千,政府却卖成三千,那你搞利益输送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政府行为是跟着市场走,市场到多少,政府的地价到多少,但政府绝不推高地价。有土地储备以后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一般来说,如果现在的房价是在两万块,那么楼面地价应该是房价的三分之一,就是六千六。那你在拍卖土地的时候,如果土地供应少了,房产商要的多了,你看着地价到了八千、九千、一万,你有储备地在手里,你再放几块地同时推,那价格一定就下来了。如果你明明有地,可以推五百亩,你只放三百亩,那你就是希望地价往上走,地王现象出来。看起来一时收入高了,但收入高了以后老百姓不愉快,企业成本也会高,最后把投资环境破坏了,长远的经济就上不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自己觉得,重庆现在的房价合理,基本上六七年、七八年买套房。重庆老百姓的收入并不算高,但最近的七八年,重庆商业零售始终是全国增长率第一。商业零售,吃喝拉撒,所有的即期消费,也不是全中国的人都跑到重庆来旅游,但商业零售总是比较高。我就认为,他们房地产上的负债比较低,所以就有更多的一些钱即期消费,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是讲土地储备在平衡地价上也是可以调控的一个杀手锏。最怕的是,政府手中根本没土地,土地都储备在房地产商手里。他五年、十年不开发,政府也不去把土地给收回,最后房价炒高了,地价炒高了,他把土地一转让,拖着绳子就走。比如说万达,他在全国搞文化娱乐,大家认为,他搞房地产,纯粹地按市场价格走,拍卖,一搞文化娱乐,大家会用文化娱乐的思想来给土地,房地产的土地如果本来一千万一亩,可能文化娱乐的项目就变一百万一亩,还给他很多的地。他拿下来以后,真的要开发都是几百万的,也是要花很大本钱的,他最近突然想着要清资产,就把几十个文化项目卖掉,这些文化项目都是市中心比较热闹的,各个地方给他的几百亩的文化项目土地。从这个价值来说,六百多亿的几十个项目,算土地账肯定划得来。所以孙宏斌买它也不差、也不赔、也不傻。但万达这么一卖掉以后,本来文化项目占了这些地,至少再拿2000亿投,现在他不投了,要投孙宏斌去投,他就来进行管理,就变成了轻资产。现在一个几千亿的公司,国内几乎没多少资本、没多少资产了,就变成输出管理了,真正几千亿的资本都在国外。

从这个意义上,关于土地储备,让一个公司储备几十、几百、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合理不合理?政府是可以这么储的,但政府绝不要卖一个城市的地,让几个房产商储备掉。这是关于政府自身投融资的几件事,把这些事做好了,基本上状况就会比较好。

十、关于政府孵化器平台平衡资金的问题。

怎么让孵化器平台的土地资源、房产资源有效地变成税收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不是政府要出钱,而是政府要制定一个好的办法,同样能够化呆资、呆账变成有效收入、有效成果。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从无到有,就是发明了某个专利,原理性的发明是零到一,把这个发明了的原理专利形成产业化的平台,是一到一百,把这个一百变成一百万,那是个工厂生产线的问题。这三个是不同的事情。

零到一的发明创造绝不要到政府办的孵化器里,别以为搞一些楼堂馆所、孵化器就能发明创造,专家学者就该在实验室,该在大学系里边,该在研究所里边,他的生存环境就是专门用来搞发明的。然后政府要给他资金,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或者财政性的补助,研发的投入,你就给他们。

零到一出来了以后,这些科研人员没有能力产业化。人的脑子,能发明的人,他发明的细胞活跃,市场化的情商往往是呆头呆脑的。这个时候,孵化器里的一批公司,基本上是不搞发明的人。硅谷最重要的机理,他的所有孵化器里的企业,95%以上都是自己没有发明专利,但他把美国的大学,不管是斯坦福,卡内基梅隆,或者麻省理工,那里边的教授、专家、学者发明的,比如说一万个单子,他拿过来,他们自己去招标,自己签合同。拿了人家的专利,到你的平台里就可以动脑筋来搞一些生产线,搞一些转化的机理。一旦成功,这个专利的好处三分之一是政府的,是投资者的,三分之一是学校发明者的,三分之一是转化者的,也就是说,一到一百转化的平台是在孵化器里。然后转化的人搞出名堂来了,上市公司收购,或者自己去上市,或者私募基金有比较大的资金投入,这个时候就到开发区里边去,就是一百到一百万。

江苏有五百个孵化器,每个孵化器里一百个公司的话就是五万个。那五万个如果都是在想发明,那就得喝西北风去。就应该把你们180个大学的教授们发明的专利,甚至是清华北大的专利,政府协商好,不要去简单地把这个专利写成70%-80%的好处给专利获得者。哪怕你百分之百给他,他一辈子都变不成钱,变不成经济现象、产品,那他百分之百还是零。所以其实不能百分之百,比如有三分之一归转化者,还有三分之二归学校,学校可以把里边的一半给发明者,还有一半学校拿来,再投入于新的发明科研的资金。

从这个意思讲,南通在搞三港三城三基地,三城中有一个是创新孵化的城,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让没有发明能力或者还没发明什么,但是想创造什么产业的,产品的人,你们政府去把各种大专院校的专利、成果跟他们见面,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转化。一旦成功就给他们无偿获得三分之一的专利权。把这个机制搞起来,再把私募基金,政府引导基金或者风投基金跟他配对,那种子基金配在零到一上面,风投基金配在一到一百上面,PE的私募基金配在一百到一百万上,然后上市公司都把机制放在一起,这样你们就可能把这个事情做活。如果真的能够有一万个这样的创业者跑到南通来,那你们肯定活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概念最终要和这个逻辑匹配,否则创新创业也无法做得好。

这是我讲的第二段,就是政府方面怎么能让自己的投入产出、融资各方面能平衡。

十一、关于社会的投融资问题。

我归纳一下,地方政府要遵守好“十个不”。遵守了“十个不”,这个地方的投融资环境就不会差。如果不遵守,出了问题会有很大的麻烦。

第一,现在社会上的投资咨询公司,基本的别批。因为这个投资咨询公司全国不下几十万个。深圳的前海金融试验区,投资咨询公司批了七千个。重庆2012年到2013年这一年里边,一下子冒了三千多个,整个重庆过去十年,有六七千个。各个省都是这样。投资咨询公司99%是骗子,是没意义的。如果是有识之士有智慧的人千万别再用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来注册,再注册等于你自己是个好人,套上个麻风病人的外壳来看毛病,那何必呢?

我在重庆时发现河南洛阳下边一个县,县下边一个乡,一个乡里来了一百多个农民,在重庆每个人注册了两三个,一共注册了几百个投资咨询公司,每个区里都去注册。注册完了以后,就在银行边上去骗钱,老百姓也会上当,一看他在银行旁边,以为是银行的便民服务,他只要骗到几万块钱,就把店一关走掉了。然后他另外一个牌子又来换一下。这样的公司现在好像到处都有。如果工商局以为这样的公司注册多了,每年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司增加了20%,那你上当了。经济下行,怎么可能公司增长这么多。关闭得多,减少了一大批,增减相抵,增加个百分之几就正常。百分之几十的增加,全是这种垃圾公司在增加,毫无用处,还害你。

第二,不要搞P2P的互联网金融。别相信互联网金融这一类的,互联网是最适合于金融搞结算的。各种各样的银行结算、清算、信托,是互联网的长项。但是互联网的公司,如果说要搞贷款,P2P是个贷款,如果要搞投资、众筹是个投资,要搞理财、保险,说是互联网式的保险,都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只不过就是传统的贷款、投资、保险,理财公司只是用了互联网的工具,但这个互联网信息不透明, 99% 的P2P都是要倒闭的。

现在国内六七千个P2P,有一半坏账关闭,而且等着几千亿的钱在赔,还有一半死去基本上不动。所以如果谁说我干的P2P一定会赢,政府如果信他,那就在信一个概率极小的事件,你不能完全说他不行,也许他没出事。但只要是他们展开做事,就一定出毛病。所以这件事,这不是招商引资,是自己招麻烦,应该禁掉。其实国家已经在禁了,很多负面清单让他不能做。

第三,文化产品的交易所要当心。文化产品要么是拍卖,要么是实物,反正是一对一的,愿买愿卖。哪怕被骗了,假的当成真的,花了钱,那也是个别的。如果变成交易所,交易所是什么?一是标准化切碎。一张邮票切成几百份,一张邮票如果值五百块,卖给了五十个人,一个人出了十块,大家一切碎,碎片化就看不见邮票了,价格倒暴涨,这叫炒股。二是高杠杆。本来实打实的,有十块钱买十块,有一万买一万,他一根杠杆连起来拿了一万,可以变成二十倍,变成二十万。实际上这个碎片化、高杠杆,大家就容易糊里糊涂地套进去。他说很规范,听都不要听,别信这个东西。哪怕现在不出事,过几天也出事,只是还没轮到你而已,都是庞氏骗局。天津的文化交易所出了很多事,其他地方也都有。当官的、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听到这些,别脑子一热,想着开放,招商引资别的招不来,这个东西来了很高兴,别上当。

第四,要防范乱集资现象。社会上如果有乱集资,也就是老百姓眼中的钱庄、高利贷,这个不要工商局批,但老百姓信。这个要举报,举报一个,可以奖励比如一万块。高利贷公司在骗你的时候,可能要你出两万块、三万块,给你一万块的好处。现在举报了就送你一万,奖励你一万。如果政府真拿出一百万,别舍不得,一百万就相当于一百个案子,一个案子十个亿,那就是一千亿,一个案子一个亿,就是一百亿。这个事政府要防范,靠举报,就是要深入到群众里边,让大家举报。

第五,不要搞形股实债的PE和PPP。刚才说的PPP也好,私募基金也好,场面上是股权,实际上是银行贷款,或者是抽屉协议,杠杆贷款的协议等等。大家有时候用许多好听的名字,叫奖惩基金,其实全是杠杆贷款的变相名词。

第六,政府的宏观管理上,绝对不要让自己的各种投资,全社会投资超过GDP。这个意思是,你的GDP如果是六千亿,你的投资一年不要六千亿,要控制在六千亿以内。长远来说要有这个控制。你们现在很好,今天我帮你们算了个账,你们大概在60%,江苏整个负债率在全国平均值中还是比较好的,这么大的省,控制得还可以,60%不到。我讲这个,就是某个县、某个乡,某个局部,都绝对不要超过100%的投资率,这也是一个概念。

第七,政府的债务率不要超过80%,这是全国的平均值。国家的红线是不要超过100%,一般优秀一点的地方不要超过80%,在80%以内放开一点都可以。

第八,银行的不良资产,各种小贷公司的不良资产,或者信托公司的不良资产,都要控制在全国的平均值以内。全国有个平均值,比如现在全国的银行不良贷款在1.8%,那你这个地方不要超过全国平均值,这应该是大家追求的一个目标。

第九,不要让一个企业对上好几种金融工具,金融品种不要叠加。地方上各种实体经济对金融单位,各种金融单位很多,有银行,有租赁,有信托,有小贷,有债券,有中票,有各种各样的抵押公司、财务公司,这个融资都可以,不是说金融工具、金融杠杆、金融品种有的就不可以,都是可以的。既然存在,都有合理的生存价值。但是绝对不要让政府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或者民间的企业,一个企业去对上五六个品种,或者你这个贷款,银行没有直接借给你,银行借给了信托,信托转借给你,或者信托甚至还转给了小贷公司,最后给你。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金融工具串联在一起,叠加在一起,跟你再融资,要停,应该单独地点对点、面对面,不要叠加。

第十,要当心负债中有各种金融机构资金的企业。如果政府看到一个房产公司,或者一个企业,如果负债率是70%、80%、90%,负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非银行贷款,七八个品种租赁的、集资的、小贷公司的、信托公司的,杂七杂八的很多家,乱七八糟高利息的品种,这个企业一定有生存危机。你要么帮他治理,要么把他毙了,总之不要跟他粘得太多,你粘上,就是去帮他整顿。如果你还去跟他融资,或者国有企业,或者金融单位还在跟他联手,好像他的信用很好,你就糊涂了。所以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叠加在一起,串联起来跟你要融资的要当心。对一个企业借了各种各样金融工具的资金,一个账户上几十个,一个企业有几十个资金账户,或者50%、60%以上都是各种各样高利息的资金来源,这种企业基本上病入膏肓,要当心。

总之,以上这些就是我给大家提个醒,防范的方面。大体上就讲这些,时间关系,讲得比较多。谢谢!

2017年7月27日星期四

杨建利:对非暴力抗争的几条简述

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是社会或政治运动范畴的概念,准确的说法是非暴力抗争或不合作,而运动的整体结果就是非暴力革命。因此,另一些范畴的暴力并不在我们议论的范围,如正当防卫、个人复仇等。非暴力不否认暴力抗争的权利,只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非暴力抗争具有更清晰的战略价值,是可以产生预期政治效果的手段。

那种认为非暴力抗争面对极权政府一定会失败的观点,是一种历史的无知。成功的范例很多,不必再次赘述。米奇尼克说过,选择非暴力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枪”。我不反对正当防卫,也不反对个人复仇,但当我们探讨民众集体抗争的策略、尤其探讨一场革命时,如果没有枪却高喊暴力,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不可行的原因是中共太野蛮残暴,它不是甘地等所面对的诸政府。这个说法蕴含的逻辑是:因为中共太暴力太暴戾,故我们要和它玩暴力比暴戾。这不就是说它什么强我们就和它比什么吗?非暴力抗争恰恰是要在暴力以外寻找力量,在中共弱的方面入手,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最终取得政治上优势。

有人说六四后,非暴力抗争一次次失败,现在只能依靠暴力。莫忘记,六四屠杀使暴力抗争比以往更具有了正义性,28年来,暴力的呼声从未止过,然而高谈暴力革命的领袖们,他们的行动在哪里?如果说非暴力抗争屡尝败绩的话,那么,政治运动层面的暴力抗争28年来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因而连失败都谈不上。 

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讲,既然我们连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都无法有效组织起来,谁又有能力组织成功的暴力抗争?更何况,非暴力抗争即使面对中共政权,也并非一无所获,比如我曾组织的东京空运、麻雀行动,即使在海外,也能起到一些实际作用。国内维权成功的案例也不少见。关键在于行动,在于更多人参加。 

民众是否参与抗争首要因素是所能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暴力抗争所招致的暴力镇压和迫害通常大于非暴力抗争,故比非暴力抗争的民众参与门槛更高(参与人数是抗争胜利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此为暴力革命家用力鼓动但一直无法形成行动的原因。领导者若一厢情愿认为英雄计算成本的公式适于一般民众,那他肯定会犯策略错误。杨佳不可能靠运动领袖的推动而形成有规模的复制。

附:
杨建利简介: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員/公民力量創辦人1963年生於山東,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柏克莱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六四時返國聲援民運,此後被列入黑名單,歸國無門。1998年創辦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並任主席;曾任中國民聯陣副主席。2002年4月潛回中國大陸考察東北工潮被捕,2004年5月以「間諜罪」及「非法入境罪」判刑五年。2007年4月27日刑滿釋放,並被迫返美,同年底創辦「公民力量」。現任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

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

新京报:万达集团多个境外投资项目被管控

此新闻在新京报和各大门户网站被和谐,牛博山寨编辑转发至此。

新京报快讯(记者金彧)近期突然以632亿元的价格“变卖”资产给融创中国的大连万达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今日,网上流传一份《关于银监会口头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个境外项目处理措施的情况汇报文件》(下称文件)显示,万达集团六个境外投资项目是近期我国对外投资严格管控的领域,拟对六个项目严肃处理。

今日,新京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证实,万达集团六个境外投资项目的融资确已受到严格管控。上述文件内容基本属实。

2017年7月15日星期六

万里: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2017年7月9日星期日

李银河:我们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

牛博山寨编辑认为谈及言论审查的文章一定会被删除,故先转载。转载自李银河的微博

文革后这四十年,我国的社会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整个国家从非理性状态渐渐回归了理性,国家越来越富强,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轻松愉快,在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中国人是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安全感,不会仅仅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受到刑法制裁、行政处分和思想批判。说绝大多数而不说全部,是因为尚有少数例外事件偶尔发生(例如近期对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小说《软埋》的批判)。

但是,目前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中问题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对言论的违宪审查:书报检查制度严厉,网络删帖封号现象严重,影视审查制度苛刻。审查部门抱着“守土有责”的态度,严防死守,有时到了神经兮兮的程度,一些审查事件(仅举《武媚娘传奇》一例即可管中窥豹)荒诞搞笑,沦为公众笑柄。我在6月30日发布的微博“对《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的两点分析”一文日前点击量已经超过六千万次,高点击率表明了公众对审查制度的极度焦虑。

2017年6月26日星期一

财新网被404的稿件:茂县垮塌前山体已有大裂缝 村民反映无果要求追责

2017年06月26日 16:07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目前已经被删除,牛博网编辑从搜索引擎的缓存里找到,分享至此,以飨猎奇者。

今日早间在与四川省官员的对话中,村民表示在此次山体垮塌前,富贵山山体已经出现一条宽几十米、长数百米并蓄水严重的裂缝,此前村民曾向政府反映情况但无果。村民认为需对此追责

【财新网】(记者 崔先康 沈凡)四川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山体垮塌救援进入第三天。6月26日早上9时许,在位于叠溪镇小学的灾民安置点中,村民与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益西达瓦展开对话。村民表示,在此次山体垮塌事故灾前,富贵山山体已经出现一条宽几十米、长数百米并蓄水严重的裂缝。此前村民曾向政府反映情况但无果,村民认为需对此追责。

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

上海商住房高压,背后藏着却是十年前的一个错

原文在搜狐,已被和谐。未征得原作者同意,转发至此,以飨后来者。

最近上海对待商住房的态度是越来越高压,而且民间各种矛盾也日益突出,特别是和北京对于商住房的怀柔态度一对比后,就显得有那么一点不近人情了。

简单的来说,上海对于商住房也就是很多人称之为酒店式公寓的房子是这样的态度:还没审批的重新审批,审批了的没销售的整改后才可以销售,销售了的还没入住的要求整改恢复,已经入住的不改就不能交易……

而且对部分开发商开启重金罚款的模式,所以几乎从每个角度来说都表达了两种意思:
1、对于商住房来说可以是零容忍,2、我们是来真的。

今天我并不想探讨太多这么做是对是错,我想要和大家聊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上海为什么对待商住房如此的高压?

这背后一定藏着某种原因。

这里大概藏着一个十年前的故事,十年前的一个伏笔在今天发生了蝴蝶效应,时间有点长故事也不短,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时间说下这个故事。

确切的来说,应该是十七年

开始是因为2000年左右犯的一个错误,或者也不能称之为错误吧,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上海一城九镇规划。


这个策略几乎影响了上海未来十年的房地产发展。

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

美国全面摊牌后 中国外交终于回归理性

本文在微信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获得许可后全文转发至此,以飨好奇者。


习主席与蒂勒森亲切会谈

在我写下文章标题刚刚几分钟前,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出新闻通稿《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摘录部分内容如下:“今天(3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我同特朗普总统通过通话和通信保持着良好沟通。我们都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只要双方坚持这个最大公约数,中美关系发展就有正确方向。希望双方按照我同特朗普总统达成的共识和精神,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在新起点上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习近平请蒂勒森转达对特朗普总统的问候,并欢迎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新闻稿较长,仔细阅读整个新闻稿,都是热情洋溢地赞赏中美关系如何友好,以及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中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