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对非暴力抗争的几条简述

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是社会或政治运动范畴的概念，准确的说法是非暴力抗争或不合作，而运动的整体结果就是非暴力革命。因此，另一些范畴的暴力并不在我们议论的范围，如正当防卫、个人复仇等。非暴力不否认暴力抗争的权利，只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非暴力抗争具有更清晰的战略价值，是可以产生预期政治效果的手段。

那种认为非暴力抗争面对极权政府一定会失败的观点，是一种历史的无知。成功的范例很多，不必再次赘述。米奇尼克说过，选择非暴力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枪”。我不反对正当防卫，也不反对个人复仇，但当我们探讨民众集体抗争的策略、尤其探讨一场革命时，如果没有枪却高喊暴力，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不可行的原因是中共太野蛮残暴，它不是甘地等所面对的诸政府。这个说法蕴含的逻辑是：因为中共太暴力太暴戾，故我们要和它玩暴力比暴戾。这不就是说它什么强我们就和它比什么吗？非暴力抗争恰恰是要在暴力以外寻找力量，在中共弱的方面入手，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最终取得政治上优势。

有人说六四后，非暴力抗争一次次失败，现在只能依靠暴力。莫忘记，六四屠杀使暴力抗争比以往更具有了正义性，28年来，暴力的呼声从未止过，然而高谈暴力革命的领袖们，他们的行动在哪里？如果说非暴力抗争屡尝败绩的话，那么，政治运动层面的暴力抗争28年来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因而连失败都谈不上。 

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讲，既然我们连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都无法有效组织起来，谁又有能力组织成功的暴力抗争？更何况，非暴力抗争即使面对中共政权，也并非一无所获，比如我曾组织的东京空运、麻雀行动，即使在海外，也能起到一些实际作用。国内维权成功的案例也不少见。关键在于行动，在于更多人参加。 

民众是否参与抗争首要因素是所能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暴力抗争所招致的暴力镇压和迫害通常大于非暴力抗争，故比非暴力抗争的民众参与门槛更高(参与人数是抗争胜利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此为暴力革命家用力鼓动但一直无法形成行动的原因。领导者若一厢情愿认为英雄计算成本的公式适于一般民众，那他肯定会犯策略错误。杨佳不可能靠运动领袖的推动而形成有规模的复制。

附：

杨建利简介：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員／公民力量創辦人1963年生於山東，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柏克莱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六四時返國聲援民運，此後被列入黑名單，歸國無門。1998年創辦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並任主席；曾任中國民聯陣副主席。2002年4月潛回中國大陸考察東北工潮被捕，2004年5月以「間諜罪」及「非法入境罪」判刑五年。2007年4月27日刑滿釋放，並被迫返美，同年底創辦「公民力量」。現任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

新京报：万达集团多个境外投资项目被管控

此新闻在新京报和各大门户网站被和谐，牛博山寨编辑转发至此。

新京报快讯(记者金彧)近期突然以632亿元的价格“变卖”资产给融创中国的大连万达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今日，网上流传一份《关于银监会口头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个境外项目处理措施的情况汇报文件》(下称文件)显示，万达集团六个境外投资项目是近期我国对外投资严格管控的领域，拟对六个项目严肃处理。

今日，新京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证实，万达集团六个境外投资项目的融资确已受到严格管控。上述文件内容基本属实。

万里: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李银河：我们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

牛博山寨编辑认为谈及言论审查的文章一定会被删除，故先转载。转载自李银河的微博。

文革后这四十年，我国的社会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整个国家从非理性状态渐渐回归了理性，国家越来越富强，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轻松愉快，在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中国人是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安全感，不会仅仅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受到刑法制裁、行政处分和思想批判。说绝大多数而不说全部，是因为尚有少数例外事件偶尔发生（例如近期对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小说《软埋》的批判）。

但是，目前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中问题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对言论的违宪审查：书报检查制度严厉，网络删帖封号现象严重，影视审查制度苛刻。审查部门抱着“守土有责”的态度，严防死守，有时到了神经兮兮的程度，一些审查事件（仅举《武媚娘传奇》一例即可管中窥豹）荒诞搞笑，沦为公众笑柄。我在6月30日发布的微博“对《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的两点分析”一文日前点击量已经超过六千万次，高点击率表明了公众对审查制度的极度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