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飞｜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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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三省区召开宗教工作联席会议，这让人想起郑永年的《中国的大西北问题》一文。一唱一和，造成一种问题严重和迫不得已的情势。“新形势下”，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一场新的“宗教改革”的措词。去年文件下发后，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至今已一年。一年来，各地落实的情况已被我们感受到。康济寺塔旁那处寺院，已改头换面。记得去年风声鹤唳时，我举意为它写的最后一篇短文，题目是“卷土重来”。那时群众们正在庆祝“胜利”，为了不让恐惧湮没勇气，就把拙文作废。但那份文件已摆在总督衙门的书案上，运动如箭在弦。
一九二零年大地震时，它是那片土地上唯一幸存的寺院。直到今天，或是在一九六六年时，我们才知道它为什么要幸存。因为它要被用来为这场“中国化”运动献祭，为此它必须首先在一九六六年那场运动中被“破四旧”，这样它才能成为眼下这场“破四新”运动的祭品。这样来看，这一切发生的并不容易。对于它是如何成为这场“破四新”运动的祭品的，则要回到二零一五年。这一年，“宗教极端主义”正成为一个流行的说法。这种说法是西域问题的产物，但想包装一下，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问题的焦点。也是在这一年，我开始反对这种说法。

“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问题的焦点，经历了一年的酝酿过程，在二零一六年定音，而后又在二零一八年成功促使两办红头文件下发。要想理解这一切，可参考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当年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与中宣部长邓力群，联手发起一场“反精神污染”运动。两人酝酿这场运动的过程，可用“欺上瞒下”来形容。因胡耀邦反对，他们越过书记处找邓，最终促成运动。
“宗教极端主义”的说法，是一种对西域问题的解释。要么从法治视角把问题解释为一个关于边疆治理的问题，要么从意识形态视角把问题解释为一个关于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问题。或者说，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存在“宗教极端主义”的说法的。但是，如果西域问题不是“宗教极端主义”问题，那就要有无数人来为此承担责任。所以，那些不愿被问责的人，就主张“宗教极端主义”的说法，并使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问题的焦点。
而它一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问题的焦点，与这个宗教相关的一切，文化、语言、建筑、艺术、教育，包括其载体的生活习惯、民族特征，都会成为问题。今天我们见汤瓶牌上的涂鸦、堆积到地上的圆顶尖塔残骸，就是其结果。任何事物，一旦被认定为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是亡国的大问题。
你不要问汤瓶牌是如何关系到一个大国存亡的，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政治逻辑。你不要试图用理性来评判，汤瓶牌就是非理性地被关系到一个大国存亡。这种非理性，是七十年来一切意识形态运动的共同特征。当年“清污运动”，就曾把一岁婴儿未穿衣服的照片定性为“淫秽照片”。
二零一六年汤瓶牌立法杯葛两会，是“宗教极端主义”被酝酿成意识形态问题的结果。而后形势急转直下，汤瓶牌、圆顶、尖塔都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但“宗教极端主义”说法的真正威力，是它所必然指向的对人的思想改造——如今它已成为国家的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中国化”被认为是消除“宗教极端主义”的一剂良药，隐含着一丝民族主义的含义。虽然开药方的先生至今也说不清“中国化”是个什么东西，但已风起云涌，成为一场新宗教改革的方法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康济寺塔旁这座寺被点名为“中国化”祭旗。“项庄舞剑”，“弄巧反拙”，再“卷土重来”。祭品就一定会被放在祭坛上，不会有悬念。而后，中原大张旗鼓。而今西北三省区宗教工作联席会议，对“推进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

2019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