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来自: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peech-assistant-secretary-state-east-asian-and-pacific-affairs-david-r-stilwell
https://www.state.gov/u-s-china-bilateral-relations-the-lessons-of-history/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u-s-china-bilateral-relations-the-lessons-of-history-zh/
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CSIS的演讲的影片：
葛來儀: 大家下午好，我是Bonnie Glaser（葛來儀）。我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的中国实力项目 的负责人。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很荣幸有助理国务卿 史达伟（David Stilwell）今天发表演讲。史达伟 于今年6月20日上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我猜似乎比这要长得多，但大约只有六个月。在此之前，他曾在夏威夷担任美国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中国战略重点小组的主任。
史达伟先生在空军服役35年。我们只谈论语言背景，他从一名应征入伍的韩国语言学家开始，到18岁时就学习韩语，并于2015年以准将的身份退休。他担任军官的最后职位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亚洲顾问。
众所周知，史达伟曾在日本和韩国担任过语言专家，战斗机飞行员和指挥官等多个职务。从2011年到2013年，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驻外武官。
因此，鉴于美中关系的日趋复杂，我们绝对需要在美国国务院稳步前进，而我们知道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对此也有帮助。请和我一起欢迎他。
史达伟： 下午好，谢谢你们等待了一个星期。您知道，事情发生在最坏的时间。
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去过–我认为这是我上任助理国务卿以来六个月里与CSIS的第三次互动。我认为这是一个我应该常来的地方。
今天的演讲的标题是“中美双边关系和历史教训”。如果我将其翻译成中文，那就是“时事求是”——“通过事实寻求真相”。目的是要费力穿过一大堆来自双方的错误信息和假设，帮助大家列出事实。也就说，是要识别出哪些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互动，至少在与中国的国家，与人民，与政府的沟通方面澄清事实，消除误会。
特别是，我想着重介绍这段历史中非常重要但又经常被忽视的部分，即数十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大量官方捐款（贡献），这些捐款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权力并协助其发展。
那么为什么要细数历史呢？好吧，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这是我在学校学习的专业，我的硕士学位是中国军事现代化。这将在本演讲的稍后部分提到。停下来思考一下，总是好事。
因此，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段历史，就无法声称了解美中关系的当前状况。
第二，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并且戏剧化。它涉及秘密的总统指令，敏感的外交，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经济和技术变革，而且是悠久的历史。这意味着这将是一段很长的演讲，我会提前致歉，但我想您会喜欢这个故事。
但最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反驳了宣传机器的虚假说法，宣传机器声称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竞争态势是受美国长期以来的敌意或用他们的话说的“遏制中国”的动机所驱动。事实是，几十年来，美国决策者将友谊之手伸向了中国，但至今并没有得到回报。这些历史记录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评论员偶尔讨论美国政策如何对中国赋权做出贡献时，他们通常将重点放在美国在维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海上航线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总体作用上。 他们的观点是，你知道，像更被动的形式一样，美国提供的这种国际秩序使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能够专注于经济增长和贸易以及其他方面。 那当然是故事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要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需要美国在热血、财富和思想上的巨额支出——但是这不是故事的全部。
中国不仅仅是这一切的间接受益者；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支持是慎重地，直接的和具体的。它采取了多种形式。简而言之——我们将在此处详细介绍–我们提供了军事和情报援助，我们进行了慷慨的技术转让，我们确保了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我们赞助并安排了广泛的教育交流——我们仍然这样做–并且我们提供了发展融资，有组织的政府间能力建设等等。
因此，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我想指出，中国加强实力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人民自己。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最大成就反映了中国人的才智，才华以及勇气和企业家精神。当中国共产党最终放松了在中国开放几十年中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性束缚时，这些特征助长了中国的增长。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去世后的连串的混乱争夺斗争的失败之后，他们改为推动中国的制度的自由化，中国人民于是可以回到工作建议中。美国和其他国家也热情地提供帮助。但是，承认中国人民在这个故事中的中心地位不会蒙蔽我们的重要贡献，也不会蒙蔽他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美国的贡献。
不幸的是，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增强对美国的敌意，敌视我们的利益和原则。这促使美国人民和现任政府重新评估这些政策。正如國務卿 蓬佩奥所说：“近几十年来，我们也容纳并鼓励了中国的崛起，即使中国的崛起以牺牲美国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的常识为代价。” 因此，北京的敌对行为并非不可避免。这并不合理，而且，这是中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这不是40年前发起或大力支持北京的现代化及其自由化的多方面美国政策时的美国官员的渴望或预期的结果。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美国就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其雄心。事实上，就在他提出并公开了这种改革和创新的理念那天，他还接受了美国政府邀请成为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这是一个早前就提出的邀请。到了下个月，中美即宣布两国关系恢复正常，邓小平乘座飞机飞往华盛顿。
我在本月初的另一场演讲中提到了这个故事，但我只想重申一下，只是重复一遍。根据历史学家 潘文（John Pomfret）的记录，飞往美国的航班上，邓小平外交部长问邓小平作为领导人为何选择美国进行首次访问。邓小平回答：“因为，美国的盟友都是富强的，如果中国想富强，就需要美国。”这逻辑算是合理。
对于中国现代化和繁荣的工程师邓小平来说，很明显可以依靠美国来得到帮助。他当时正在推动针对四个现代化的长期中国计划（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涉及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和国防。美国将在所有四个领域提供帮助，然后再提供一些帮助。这当然产生了结果。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可怕的匮乏之后，邓小平强烈希望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我相信现场有一些人就是当年的留学生之一。当邓小平在中国关系正常化准备期中接待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蘭克•普赖斯（Frank Press）访华时，邓小平坚持要求 普赖斯 立即致电总统，要求接受5,000名中国留学生。卡特总统在凌晨三点被那通电话唤醒，回答说，告诉他可以派遣10万留学生，于是普赖斯转达了这个建议。不到10年后的1987年，确实有1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这是签证，奖学金和其他教育交流热潮的一部分，这改变了中国的科学技术。而且这个过程仍在蓬勃发展。
技术是邓小平1979年首次访问美国的关键主题，他拜访了福特汽车公司，波音公司和NASA。他签署了一项美国向中国提供科学援助的协议，并与白宫同意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一个联合情报站，称为“栗子行动”。这导致了更深入的军事和情报合作。
邓小平此次访问数月后，蒙代尔副总统访华，他对邓小平说，我们一再坚持——我将再次重申——我们坚信强大的中国的重要性。蒙代尔通过预告有关贸易政策和人权的主要内容来表明这一点：美国将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削减到提供给朋友和盟国的优惠水平， 即使北京没有达到美国法律规定的那种地位所要求的政治和民权标准。 为中国创造这种例外将成为美国的普遍做法。
卡特政府还利用美国在世界银行的领导地位为1980年中国成为世界银行成员国扫清了道路。第二年，北京开始获得世界银行贷款，自那时以来，中国已经获得了约620亿美元的贷款，使之成为世界银行支持的第二大受益国。
卡特总统卸任后，许多美国外交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得以持久。甚至加剧了。里根政府特别在军事和技术领域为中国提供了帮助。 1981年，里根总统发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 – 11），为中国的空中，地面，海军和导弹技术的销售开辟了道路。这是基于卡特（Carter）1980年授权在中国销售非致命性军事装备而建立的。 1983年，里根的NSDD 76授权和平核合作，以促进北京的民用核计划。到1980年代中期，美国已同意向中国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鱼雷，反火炮，雷达以及其他军事系统和设备。
1986年，中美两国宣布了“和平明珠”计划，旨在通过先进的导航，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使中国的F-8战斗机现代化。五角大楼表示，和平明珠将改善一个友好国家的安全，这个友好国家一直是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些是非常乐观和积极的话。如果您对“和平珍珠”有任何疑问，可以和站在我背后的肯·艾伦（Ken Allen）交谈，他那里有很多照片和故事，他了解整个项目，我鼓励您与他聊一聊，因为故事催人淚下。
里根政府于1983年放宽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这进一步推动了卡特时代开始的工作。在1984年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里根访华之前，他签署了NSDD 120，指示政府为中国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努力提供支持，特别是通过我们自由化的技术转让政策。机密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正在寻求一个强大，安全和稳定的中国，这可能是促进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
1986年，里根政府甚至帮助中国建立了有关基因工程，自动化，生物技术，激光，空间技术，载人航天，智能机器人和超级计算机的研究计划。同年，美国还与日本及其他国家合作，将北京引入亚洲开发银行，后者随后向中国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交通，能源，水，农业，金融和其他项目。
因此，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79年实现正常化的第一个十年中，就像1979年之前的几年一样，美国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关键考虑因素当然是冷战，其中中国是苏联的重镇。但是即使冷战结束了，美国对华政策仍然非常有利。因此，随着冷战即将结束，美国领导人竭尽全力表明他们打算继续致力于中国。
回想一下老布什对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反应。这种残酷的暴力驳斥了那种乐观的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意味着政治自由化的观点，这是我一直以来所假设的。但是，尽管如此，老布什还是没有在1989年之后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老布什总统暂停了新武器的出售，但他决定继续执行许多现有计划，包括“和平珍珠”计划，该计划后来被中国终止，而不是那个反对多数国会议员赞成的经济制裁的美国总统布什。他告诉公众，现在是时候超越这一时机，着眼于这一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关系的重要而持久的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宣布已中止与中国的高层接触，但布什还是派遣了国家安全顾问到北京进行秘密访问，并在信中强调了使我们的关系恢复正常的重要性。 双方都这么做了。
美国对天安门大屠杀的有节制的反应，反映了一种充满希望和宽容的心态，这种心态在未来几年继续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几十年来，我们没有严重抗议过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大多对中国向巴基斯坦，伊朗，朝鲜和其他国家扩散核和导弹技术不坐视不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将源自美国的双重用途技术划分为军事用途。我们几乎没有反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商标商品盗版以及无数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决策需要平衡利益，我们经常有理由让这种或那种中国罪行得不到解决。 但是后果越来越严重。
天安门事件之后，一个变化是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向学校和文化发起了严厉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发挥民族主义和诋毁外国人来增强对共产党的支持，特别针对美国人和日本人——所谓的寻求遏制并阻止中国崛起的敌对势力。煽动中国人对美国的敌对的神话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敌对行为，但美国官员几乎没有注意到。相反，我们集中精力在持续我们对中国的支持政策中的下一章节：这可能是所有中国中最有利和最重要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上任时高度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他承诺按照有关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的意图，在中国的贸易特权与人权之间建立联系。然而，到1994年，克林顿放弃了这种坚持。即使人权没有改善，他也开始主张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并支持中国加入WTO。他接受了一个想法，即美国考虑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大部分时间成为教条：如果我们扩大与中国的国际贸易联系，那将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放开手脚，使中国人民，人权事业乃至整个世界受益。那是一个崇高的理想。而且，您知道，我们追求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
不幸的是，这种观点主导了美国的思想，因为美国在促使中国加入WTO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的雄心壮志提供了强力推进剂，使它成为了全球市场准入者，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和出口大国。从来没有任何政策如此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实力。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帮助中国加入WTO涉及到我们故意无视中国和适当的贸易惯例还有虚假承诺。正如國務卿蓬佩奧所说，我们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前提是中国承诺采取市场改革并遵守这些组织的规则。很多时候，中国没有遵守这些规则。
因此，在1990年代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94年访问北京时，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就显而易见了。格林斯潘对中国总理朱鎔基说，中国成功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 因此，在我们拥有多年经验的技术领域，我们愿意为您的中央银行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数十年来，慷慨的技术援助一直是美国的政策重点。甚至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卡特总统就发布了第43号总统指令，指示联邦机构支持中国在教育，能源，农业，太空，地球科学，商业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能力建设。很快，华盛顿特区几乎没有一个机构不提供培训和诀窍的计划，以加强中国政府的能力，扩大贸易，并普遍帮助中国融入全球事务。这些项目持续了几十年，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接受过如此强烈的美国能力建设。
美国政府同样帮助美国企业帮助北京。上世纪90年代，美国投资银行与中国领导人合作，创建了中国移动（ChinaMobile）等国有大型公司，然后通过在纽约和伦敦等地的股票上市筹集资金。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允许他们从美国投资者中筹集资金，尽管这些投资者没有满足基本的监管要求。数百亿美元流入中国国库。20世纪90年代，美国也表示要向中国公民社会提供援助，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我要强调一下。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中国官员在经济改革、国际关系和北京自己的海外援助项目上进行了合作。
卡特中心于1998年与北京市民政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帮助进行村选举试点。我想我们都记得那些。美国律师协会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与中国法官，官员和律师合作，进行刑事司法改革，法律培训和打击家庭暴力。國際海佛基金會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更加可持续地饲养牲畜。这些努力往往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这完全符合北京自己的政策。
不幸的是，中国对外国公民社会团体变得不友好。今天的北京将外国非政府组织描绘成阴险的颠覆者，而不是中国发展的伙伴。并不是非政府组织改变了，而是北京变了。它已经失去了以前对开放、透明和对外联系的热情。
中共不愿说出谁对中国的发展的有功劳，担心中共的主角作用被削弱。因此，北京今天声称，美国民间社会团体是一只黑手，正在破坏中国。北京还强制执行2016年的旨在将外国非政府组织赶出中国的法律。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将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从2016年的7000个减少到今天的数百个。
这些不是1990年代之前或之后美国领导人寻求的结果。就像前任总统一样，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对北京的行为感到担忧。两位总统都采取措施对冲北京带来的风险。
但两位总统都确保美国从根本上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参与。两位总统都扩大了与中国的贸易和技术联系。即使北京在美国和贸易方面作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飙升至累计4万亿美元。两位总统都支持提升北京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尽管北京经常颠覆这些组织的使命和精神。两位总统都认为，北京可以通过不断增加的外交盛会和高层对话解决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两位总统都欢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2015年，美国有270,000名中国学生。仅出于记录目的，也为了厘清真相和对抗假消息，美国的中国大学生人数现已达到370,000人，与我们关闭该管道的指控相反。
因此，我们为美国长期与中国和中国人民保持友谊而感到自豪。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第40年，值得回顾的是，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乐观与友好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美国传教士于1800年代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大学。美国外交官在1800年代后期支持开放政策。然后，他们于1909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庚子賠款奖学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士兵为保卫中国牺牲了数千人的生命，以支持我们的联盟承诺，抵抗一支庞大而激进的部队。战后，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在联合国创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因此很自然地，四十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转向改革开放，美国就伸出我们的友谊之手。而北京现在宣称，美国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展示的新竞争姿态暴露出要打压中国这个国家的愿望，这是彻底虚假的。相反地，我们当前的姿态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失望，因为他们决定以这种具有攻击性的、一贯的恶意回应我们的善意。
只想与此关联一个个人故事。在北京期间，我结识了一个通过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促进美中关系的团体。他们放出的展览被称为“国家记忆”（National Memories）。 它在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赞助的里根大厦（Reagan Building）上，然后在2015年3月我和五角大楼（Pentagon）赞助了。这些照片是黑白照片，于1999年交给我的一个朋友，显然是在中国南部举行葬礼的照片，有一名美国陆军的牧师和一名美国军官，为麦克默里少校举行葬礼，还有一群中国士兵，或者是中国人。
他看到了这张照片。根据他所经历的教育过程，这颠覆了他的世界。他不敢相信这确实发生了。因此，他进入了中国档案馆，想找到支持这一点的证据。而且他什么也没找到。但是有人说，您可以直接在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更多信息。他来到这里，发现了6万张二战期间美中作为盟友合作的黑白照片。对他所教的历史感到失望，他故意在中国境内外以咖啡桌书的形式传播这个词，上面充斥着这些照片和故事，以及我讨论过的这些展示。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历史。这很关键。 我们在开放的媒体的世界里，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任何我们关心的历史，去理解的我们的历史。
这是今天关系的基础。我很乐意就这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进一步回答你的问题。感谢您的关注。（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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