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惊喜、敬佩、惭愧等多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从纯技术角度分析，这篇文章当然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文章的整体结构略显松散、叙事线条不够清晰、微观细节和宏观背景的逻辑脉络梳理不足，对描写对象的立体复杂性挖掘有所欠缺，以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情节关键节点无法详述，等等。但在作者面对这一重大题材所表现出热情与勇气面前，以上的任何技术分析都显得过于冷酷和轻佻。有这样聪明敏锐同时又勤奋认真的年轻人，无疑是这个急速凋零行业的幸事。祝愿她可以一直保持下去，再写很多年。
以下是全文。
此间的南周
记者 李颖迪编辑 郭琛 张稆元
编者按：2014年3月26日，南方周末新闻部执行总监曹筠武的离职表格在许多媒体人的朋友圈中转发，因其中对时任总编辑毫不客气的批评言辞，很多人最初无法相信照片的真实性。毕竟，仅仅两年多之前，曹筠武还发微博，说要在南方周末干至退休。
实习是准记者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每段美好的实习都是青春的回忆。
32年，无数实习生在南方周末来了又去，他们的故事构成南周故事的一部分。那些留下来的，更深刻的影响这份报纸，让故事更悠长。
在《此间的少年》开头，怀念“汴京大学”的作家江南说：
“青春是一场永志的劫数，谨以此献祭于这场终将失去的美。”
3月27日晚上7点，曹筠武拉上自己还在广州的兄弟们，还有几个以前的实习生，一起在石牌桥地铁站附近的炳胜酒家吃饭、喝酒、叙旧。几近凌晨，在他们刚走出酒店大门时，瓢泼大雨突如其来，他们停下了脚步。
半个月前，听闻“战队”要散，南方周末“战队”的编辑记者们隐隐觉得，“过不下去了”。十几天里，他们颠倒日夜，整天联机打“帝国”，或者抽出几副扑克“干瞪眼”。
最疯狂的时候，他们能从晚上九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五六点。有时打到半夜，大家饿了，就会嘻嘻哈哈撺掇某一个人进厨房，拿着大盆，里面倒点面粉，倒点水，揉成面疙瘩，再打一个西红柿进去煮，“大家来吃点鱼丸！”
回到这个夜晚，雨点不停砸向地面，曹筠武与朋友们一个个相拥，告别。
“就像一个姑娘21岁嫁了一个人，到33岁再看她，一定是过去十多年塑造的她。”曹筠武停顿了一下，“南周塑造了今天的我。”
2002年春天，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的曹筠武，第一次来到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在12层的南方周末新闻部办公室，当时的头版编辑方三文看到这个少年，突然来了兴致：
“你来实习？那我考你几个问题。”
图0 深夜，南方周末“在这里读懂中国”的霓虹灯依然闪亮。（郭琛/摄）
1、 初生牛犊
“我们要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权利与平等。”那一年，南方报业1989年建起的22层六角形旧楼还是广州大道中的地标，报社对面的珠江新城还没影子，旁边的杨箕村还是握手楼林立的江湖热土。
副主编陈明洋把曹筠武带到当时还位于12层的南方周末新闻部。
“这个小孩儿以后就在这实习了。”陈明洋当着办公室里一帮编辑的面说。他15岁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19岁成为《长江日报》最年轻的记者，1997年加入这家报纸。
当时南周办公室里还鲜有实习生出现。方三文问曹筠武：“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台湾问题？”
办公室变得安静了起来，其它编辑全都停下自己手中的活，竖着耳朵听这个少年带着四川口音的回答。
2016年，方三文和曹筠武都已记不清问题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听了他的答案，方三文认定，“曹筠武是难得的人才”。
方三文那一代编辑选拔和评价优秀实习生的标准是：对新闻传播事业有强烈兴趣；有较大的阅读量和较宽的知识面；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这套标准在南方周末大体上沿袭至今。
接着，方三文对曹筠武说：“可以，你就跟着我吧。”他拿出手头正等着删改的稿子丢给曹筠武：“你给这篇稿子删删。”
“删多少字？”曹筠武问。“删个八百一千字吧。”方三文答。
实际上，方三文对业务标准要求极为严苛，当他认为一篇稿子足够清晰的时候，自己改改就能上版。当稿件达不到标准时，他会直接打回给记者，简单的“再改改”三个字往往意味着记者需要完全推翻重来。
但这次，一向严格的方三文看过曹筠武删改的稿子，给出的评价却是“改得不错，就像我想要的那样”。
方三文是南方周末最早的实习生之一，1993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四时就已经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上独立发表了关于北京外来儿童上学难的整版报道。
1997年，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沈颢来北京招应届生，方三文把这篇报道的复印件给他看。沈颢眼睛一亮，但依然要他在北京先实习，写几篇稿子。
最先约他做稿的，是当时南方周末消费广场版的责任编辑曹西弘。
上世纪90年代，周林频谱仪宣称可以治疗多种器质性疾病，并自称有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院长周光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背书，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红外治疗仪——可以用于促进伤口愈合，治疗腰肌劳损。
曹西弘要求方三文完成对周林频谱仪虚假宣传的调查。他将选题布置给方三文后，一步步指导他完成所有采访。
19年后，方三文仍然记得，曹西弘会对他的每个采访进行复核，“非常专业、敬业”。
在调查过程中，方三文联系上了周光召的秘书戴明华。戴明华明确否认周光召支持过这款产品。他还获得了一封钱学森1995年所写的亲笔信，信中对周林频谱仪做了明确的否定。
这篇关于周林频谱仪的深度调查见报后，南方周末的编辑们记住了方三文的名字，也让他成为主编江艺平印象最深刻的实习生。
毕业后，方三文成为南方周末的主力记者：大战莆田系游医，调查广州火车站整治，追踪可可西里“野牦牛队”。他足够勤奋，在五年内做到南方周末的头版编辑和新闻部副主任。
对实习生来说，抓住了第一次的“大鱼”，接下来的机会将接踵而至。在南周和曹筠武共事过10年的史哲看来，曹筠武无疑是幸运的，实习期间就能“写头版”的实习生，不算多数。
2002年4月15日星期一，北京时间上午10点23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搭载着155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的波音767客机在韩国釜山附近坠毁。
方三文把曹筠武叫来一起行动，此时离截稿时间——星期三中午只有两天。
曹筠武马上找到一个会韩语的朝鲜族姑娘充当翻译，通过各种渠道联系飞机上的幸存者。他拨打所有空难幸存者所住医院的电话，请接线员转接中国幸存者。联系上空哥杜大正——幸存的三名机组人员之一时，他刚问两句，话筒里却传来一阵韩语——采访对象被推去检查了。等检查结束，杜大正继续接受曹筠武的电话采访。
这架飞机尾部先着地并发生爆炸，杜大正刚巧坐在机尾，他提供了空难发生时最鲜活最恐怖的画面：“机尾部舱壁粉碎飞散，飞机蒙皮也破成了碎块。我下意识地去拉舱门把手，却发现门把手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4月18日，关于釜山空难的独家报道《国航空难幸存者口述经历》如期呈现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虽然在方三文看来这篇稿子“整体质量只能说合格”，但它毕竟是实习生所参与报道的头条，而且是独家。
图1 方三文和曹筠武合作的国航釜山空难报道，发表在当期南方周末头版（唐敏/摄）
“那会儿的新闻行业比较有光芒，大家愿意投奔。当时南方报业集团连续几年都入选大学生最喜欢的雇主单位，是和微软、GE、宝洁这些公司一起排名，前50里，国内媒体只有南方报业和凤凰卫视。”回忆起早期的实习时光，朱红军的八字粗眉微微蹙起，面中带笑。
2001年夏天，即将读研的朱红军从南京千里迢迢赶往广州。广州很热很潮湿，朱红军颇有些不大适应，经常在广州忽阴忽晴的天气中出行，他变得有些憔悴，又黑又瘦。两个月的实习结束后，回到南京，女朋友见到他的第一面吓了一跳：“怎么南方周末派你去越南采访啊？”
朱红军并不在越南出差，他和一个师兄住在中山大学最老旧的宿舍，房内空空，只剩下一台破电风扇。广州的酷暑让他不得不一个晚上起来洗澡三四回，然后用风油精涂满身体来降温，“但每天都有奔头，写一篇文章或者做一点杂事，被这些金光闪闪的老师表扬，会觉得受到肯定，越激励你会越愿意去尝试”。
实习结束，朱红军爱上这样一份报纸。2003年秋，他再次回到南周实习，来到上海记者站。这一次他上手很快，4个月里就独立发表了13篇报道。
此时，二十岁不到的南方周末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现任腾讯副总裁陈菊红，当时是这份报纸的编辑，曾写下广为流传的词句：“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1998年和1999年南方周末年末特刊，共回访了49条当年有强烈社会反响的南方周末报道，论报道体裁，只有6条不算调查报道，论报道性质，只有4条不算批评报道，而且还不是“打苍蝇”的批评报道，被批评者的行政级别大多在市一级。
当时南方周末做调查报道可谓不计成本。2001年下半年，《南方周末》因外力原因陷入低潮，编辑部却调高了记者出差的补助和住宿标准。报社给出的解释是：在新闻低潮的时候就是要投入新闻。
“以个案推动制度和系统的变化,这是我们报道的着眼点。我们要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权利与平等’。这是负责任的媒体和记者的责任。”一位当时的南方周末调查记者在业务交流文章中写道。
图2 1999年元旦，南方周末推出首份新年特刊，首篇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传诵至今（资料图）
2、叫我老师
不讲资历、平等、自由，使南方周末成为让年轻人迷恋的地方。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一纸风行”四个字形容这份报纸毫不夸张。
每当重要的新闻事件发生，大家看看南方周末怎么写，成了一种习惯，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郭光东也不例外。
2000年，博士毕业的郭光东已经在上海司法局工作近一个月，但他觉得生活有些无趣。看到南方周末招聘法治版编辑的通知，他投了一份简历。
在上千份简历里，曹西弘一眼相中郭光东——他看到郭光东的简历上有那篇1998年12月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时评《国旗为谁而降》。
曹西弘筛出郭光东的简历报给江艺平，江随即邀请郭光东前往南周任职。这也打破南周的先例——郭光东之前并没有做过记者，直接成为编辑。
“江老师当时对我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投了简历，而我们正好在找你。”这让郭光东觉得有些惊讶，自己没有一天的新闻从业经验却被委以重任，也让他明白，“（南方）周末的传统是没有名校情节或者说资格情节的。”
但由于当时的政策限制，郭光东没办入职手续在南方周末干了两年，2002年才找到机会从原单位离职，正式加入南方周末。
“就算最后我在南周当上新闻部总监、评论部总监，他们都是叫我郭老师或者郭博士。”郭光东笑着说，“很多单位会称呼你小李，小王，它在无形中就有一种等级观念，或者一种辈分的观念。”
就算是现在，与他相熟的人依旧会叫他郭老师，而不是叫他郭总。
在南方周末，上至部门总监，下至普通记者，一律称老师或者外号，不称职务。服务了十多年的编务唐敏和排版员梁宝敏，则被尊称为唐敏姐和宝敏姐。记者和实习生开玩笑的时候，也会称实习生为老师。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老师”这种称呼是如何在南方周末流行的。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陈明洋刚加盟南方周末担任解密版编辑时，他称报社上至主编下至排版员的每个人为“老师”，大家合计，决定称他为“校长”。这称呼一辈一辈记者传下来，一直叫到现在。另一种说法是：创办人左方主政时，凡有新人报到，第一个告诫就是不要称官衔，按南周传统，一律直呼其名或老Ｘ。
不讲资历，平等、自由，使南方周末成为一个让年轻人迷恋的地方。
2002年，实习生曹筠武已经能够和老编辑们称兄道弟，除去找选题、找资料、做采访、写稿、跟版上版这些日常任务外，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和老师们在喝酒时结下的“战斗的友谊”——每周三做完版，大家一起去喝酒，一晚上至少转场两三个酒吧。
最狠的一次，曹筠武喝到神志不清，“咣”地一声脑袋撞在桌子上，流起了鼻血。记者黄广明赶紧把他摇醒，“小曹，我送你回去吧”。睡梦中曹筠武连忙“哦哦”答应，但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住哪儿。黄广明就拖着他在报社附近转悠将近一小时，等曹筠武稍微清醒，终于记起住址，把家找到了。
2002年秋天，本来打算只实习半年的曹筠武准备回复旦，但南方报业的足球联赛刚开始，黄广明找到曹筠武“你再多实习两个月，把联赛踢完再走”。曹筠武有些得意“因为他们要靠我进球”。
他跟着南方周末的记者们一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练球比赛，踢过印刷厂、南方都市报、广告公司，当然最后没能夺冠——冠军让人多的南方都市报拿走了。那个时候，南都的送报员都有好几千人。
“这种地方，一个年轻人肯定愿意待嘛。”曹筠武说。
让曹筠武颇为喜爱的没有等级、自由平等的业务氛围，其实早在左方主政时期就已经形成。
1983年11月，左方开始参与《南方周末》的筹办，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诞生。到1994年12月退休，左方主持南周日常编务11年，接着返聘4年。
左方是朝鲜战争老兵，也是个严厉的人。一次编辑部的业务讨论会，一些记者迟了半个小时才到场，他发火了：“如果是在战场上，我非拿枪把你们毙了不可！”
看起来甚是严厉的左方，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领导，而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他们的老大哥。
他坚持，一个编辑部不应有等级高低之分，只有各人不同职责之别。在南周工作期间，他从来没有让编辑记者写过一次检讨。他曾公开宣告：“只要事情经过我手，或我事前知道，若出问题，一切责任全在我身上，与你们无关。”
耳濡目染之下，左方的风格日渐影响了同事们，南周自由、平等的氛围逐渐由集体元素组成，有如一个巨大的气场，吸引了一大批人才放弃铁饭碗投身于此。用左方的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投身南方周末的人，大都是忧国忧民，关注社会现实，谋求社会进步的年轻人。
1995年，江艺平成为分管南方周末的南方日报社委，第二年正式接任南方周末主编。用南方日报老社长黄文俞的话，她是南方日报有史以来最有才气的女记者。左方曾经邀请江艺平来南方周末工作，被江艺平的领导拒绝“老左你不要开玩笑，我们怎么舍得放自己最好的人给你”。
图3 2013年9月，江艺平提前退休，南方周末的编辑送上鲜花以示祝福。（微信公号“拇指阅读”/图）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够做的比她更加优秀。如果江艺平当主编的话，我们都宁愿回到她的旗下去当一个记者。”和方三文同在1997年进入南周的连清川说。
1997年，南方周末尝试过许多自我变革，其中一次便是江艺平和左方一同推行的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同工同酬”。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媒体只能按事业编制进人，编制是终身制、铁饭碗，数量有限。1996年7月，郭国松成为南方周末第一个聘用记者，他现任21世纪传媒影视部总制片人。接下来，聘用记者越来越多。
然而按规定，他们只能拿在编人员薪酬的一半，很是挫伤这批人的积极性。
江艺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不遗余力鼓吹公平正义的南方周末，分配体制却成为内部最大的不公。”
连清川记得，因为是毕业就入职，有正式编制，他刚进入南方周末的时候就比老记者们拿得多。
“同工同酬有一定阻力，主要是编制内的员工有些想不通。但报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吸引到人才，当编制外的员工展现了足够的优秀时，新的薪酬制度也就水到渠成得到认可。”江艺平回忆说。
经过改革，原本每个月只拿五千多元的聘用记者，终于也和在编记者一样，拿到一万多元，甚至比“正式工”拿得还多。
“这是一群天生热爱新闻的人。报社给他们一份公平而体面的收入，他们的回报是，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职业的尊严。”江艺平写道。
3、接续传统
实习时，郭力为了提炼最具新闻价值的一千字，要读三四万字的材料。曹筠武从复旦毕业的前一年——2002年下半年，方三文离开了南方周末。
那两年，一批早期的老记者们陆陆续续选择离开。
2004年，空降南方周末的新任总编担心报道太猛，导致报纸办不长久，提出“百年大报”的口号，决定开始招收“思想纯正”的应届生，记者们私下里称这为“掺沙子”。
但是，他的计划没有成功。
这一批新记者，在实习或者入职之前，南方周末传统价值观就对他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等到他们入职，这些有天分又勤勉的年轻人自然很快就和老记者们站在了一起。
“对南周价值观的认同是天性。人生来自由、生来平等，这个不需要教育。”2005年作为应届生进入南周的郭力说。当时，他刚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完政治学硕士，收到北大本科同学钟育彬的一封邮件，里面随口问了他一句，是否愿意来南周的国际新闻板块工作。
“当时是真的觉得，只有中国才不断的有新东西在起来。”郭力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他在邮筒里发现移民局寄来一封信——只要填完表格，签上名，就能拿到新加坡绿卡。
但郭力“想都不想”就扔掉了。
2004年10月，郭力来到南方周末，次年1月参加了南方报业的应届生入职考试，入职前以实习生的身份，写一篇稿子给一篇的钱，7月正式入职。
来到南周，郭力才知道，国际新闻板块的编辑几乎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师兄们包办——李文凯、史哲、李小鸣……史哲是放弃了留校的机会进入南周工作的。
郭力做实习生的时候，史哲让他做关于近期国际大事概要的“天下一周”栏目，一期报纸登三件事，一事三百多字，总共一千来字。但为了提炼这具新闻价值的一千来字，郭力少说也要看
30 多页排布密集的 txt 文档，共约三四万字。到后来，哪怕是一篇三千字的稿子，郭力也要看十万字的资料，否则自己就觉得没法去写。
实习的10个月里，郭力一个月写五六篇报道，拿到的稿费甚至比后来刚转正成为记者时还多。
“一个月拿一万多，什么概念？当时的北京，八千块能买五平方米的房子！朋友们恨不得所有聚餐都让我请客。”说到这，郭力笑得露出了一口参差不齐的小白牙。
图4 担任时局/天下版编辑期间，每周三下午，郭力都要在办公室改稿编稿七八个小时（冯飞/摄）
同是2005年进入南方周末的苏永通也深切感到了这一点：“当时还是李海鹏南香红的时代，一个新入职的记者很难立足——因为好的选题可能很难分配到你头上来。”
2016年，苏永通当年干净的下巴已经蓄起长长短短的络腮胡。他喜欢穿着一双人字凉拖，坐在双子楼23层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喝完一杯茶后又接着点一根烟。2014年之后，南方周末上头版的重要稿件，签发之前都要经过他一番精心打磨，从主标题、小标题、提要到导语、内文。
苏永通来到南方周末北京站实习，一开始是给记者吴晨光和李梁“打下手”。过不久，2004年11月，官方准备对信访制度进行调整，编辑部希望能写一篇上访户的故事。他就跑到北京南站附近被称为“上访村”的东庄，蹲了几天，采访了很多上访户。
苏永通第一次面对自己采回来的材料时几近崩溃，写出的稿子完全不能用。李梁帮他连夜完全推倒重写，最后呈现出一篇相对成熟的《“上访村”的日子》。不过这篇报道李梁并没有署名。这也是南方周末的习惯之一。
入职之后，苏永通翻开了自己的人事合同，发现单位一栏“南方周末”底下还有涂改液的痕迹。后来才知道，当时他被分配到南方都市报，但副总编辑伍小峰硬是把自己“要了过来”。
苏永通在生活中相当随意，他的博客叫“落汤猫”，琐事文标签是“天天水煮鱼”，业务文标签是“打老鼠”，加上他所有的T恤上都有一只猫，“苏猫”的外号由此得来。
和猫一样，他内向腼腆，在接到突发活的时候，会焦虑到失眠。刚来那会，他跑了好几次矿难、爆炸。尚为新人的他常常会感到迷茫：“一个突发事件，媒体同题竞争。我是南方周末的记者，要写的比别人差，真的是脸上也挂不住，是吧？”
他甚至觉得，自己刚做记者前两年做得特别差，“差到我感觉都无法转正”，不过后来“做着做着就开窍了”。
在南方周末内部，对新招入的应届毕业生，会有一轮要求比较严苛的考核。一般在记者入职后会有半年的见习期，能力弱一点的也许就要分流到集团的其它媒体。
不过，这一批少壮派没有让人失望——曹筠武、史哲、郭力、苏永通、朱红军、朝格图、马昌博、赵蕾、袁蕾等，他们都很好地继承了南方周末的传统，业务精进很快。
2008年，这一批记者的“大考”来临了。
4、 “九歌”
诚实冷静的记录，不遮蔽，不过滤，不疏忽。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中午，记者们还在谈天说地，等着每周例行选题会开始。
14时28分，突然有记者在网上看到消息，“北京地震了！”，但其他人没有当一回事。14 时 31 分——地震后3分钟，成都记者站打来电话：同事们刚刚跑下楼，抢在通信瘫痪之前，给广州总部传来了第一条地震信息。
很快，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震级则一步步从7.6、7.8直至8.0。
办公室的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编委邓科走到中国地图前，一群记者马上围到他身边，科学版编辑朱力远指着汶川那个区域：“如果真的是在这里的话，那就坏事了，规模不会小于唐山大地震。”
国难当头，这场地震彻底改变了南方周末此后数月的工作重点。
半个小时后，不让派记者的指令来了，但这没有挡住报社的行动。当时还是武汉大学大三学生的实习生刘昊看到，编辑们大喊着指挥记者：“赶紧、马上出发！”正好有记者背着包从外面回来，邓科说：“你也不要回家了，你现在就出发吧！”行政部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告诉他们，报社已经订好机票。刘昊有点惊讶，南周的反应速度居然这样快。
5月13日，南方周末已安排十多位记者入川。编辑部只剩下一些编辑和实习生。实习生要负责整理录音，做一些周边的采访，帮前线的记者整理资料，还要跟版。5月12日到5月22日之间，他们每天都在版房忙到凌晨。
邓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很多记者甚至是媒体来说，二三十年间没有遇到过这样量级的新闻事件，也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新闻投入、如此艰苦的职业历险、如此严峻的专业与伦理的挑战。”
地震发生后，在成都驻站的曹筠武立刻赶往重灾区。他记录下一个凝固在地震发生一瞬间的都江堰，以及行进在映秀与都江堰间求生或寻亲的人群。
很多记者还在赶往成都的路上，曹筠武已经写出了两篇现场长报道，发表在14日和15日的南方周末上——除了15日正常出版的那一期，14日南方周末还出了号外。
“编辑部当时给的命令是，走也要走到汶川去！”但刚出都江堰，走到紫坪铺大坝，曹筠武就发现巨大的山体滑坡掩埋了数百米长的公路。他只好托关系找到原成都军区陆航团，把他“塞”上一架直升机，直接飞到了汶川县城。
“国内媒体的服务、协调能力差，没有什么后勤保障和支持，全凭自己想办法”。曹筠武说。
在震区，曹筠武穿着一双皮鞋，斜挎一个电脑包——里面装着电脑、两瓶半矿泉水、一罐八宝粥、一盒午餐肉。这双皮鞋他一直穿到离开震区，陪着他离开的还有这盒未开的午餐肉——虽然可以蹭救援部队的饭，但他在震区依然特别节省，害怕没有足够的食物。
巧合的是，曹筠武下直升飞机的时候，飞机上突然扔下了几个包裹。他正转身，后面有人叫他“哥们，你东西没拿”。他一看，原来是几个睡袋：“真是老天有眼，那几天就靠这个睡袋救命了！”
没有住宿的地方，曹筠武每天晚上找一块稍微平整的草坪，把睡袋铺开后躺着就睡。一开始，余震的时候他还会叫一声，赶紧跑，但后几天他直接把余震当按摩了——等余震震完——“按摩”完了，他再翻个身，继续睡。
2016年，曹筠武已经能够带着轻松的语调回忆震区经历，但当时震区采访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
“头七”那天，曹筠武和同事张悦计划乘直升机撤离。 起初的消息说，飞机停在山上——汶川县城边牛脑寨山顶机降场。他们爬了三个小时，艰难走过塌方的山路上山，却又接到通知，飞机的降落地点改到山下了。
路太险，天黑难以下山，牛脑寨山海拔两千二，垂直近一千，半山腰以上是滑坡滚石小路，最窄处只有半个脚掌宽，而旁边就是悬崖，曹筠武和张悦是贴着山壁蹭过去的。
2008年5月14日，曹筠武（左一）和同事在震区山间行走（麦圈/摄 南方周末网站/图）
第二批前往震区的朱红军刚到绵竹市汉旺镇，就从一位气愤的高级军官口中得知了糟糕的校舍质量：一大块水泥板掉下来，把五六十个孩子整整齐齐地砸死了。
在震区，朱红军选择夜里采访，白天写作：“黑夜降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大地上到处都是孤魂野鬼，到处都是痛苦。救援的人看了太多的苦难，家属找不到孩子也累了。他们愿意给你讲述。”
与大多数人想象的情况不同，救援队员虽已尽力，但震区仍有许多废墟来不及搜索。震区有感人的互助，也有人趁乱偷窃。
地震翌年，朱红军在接受腾讯新闻采访时回忆：“太多难以尽述的出于本能的自私无私，孱弱坚强、懈怠忙碌，在一个所有人都不能承载创伤的灾难面前，怎么去高高在上地、旁若无人地指责或褒奖？”
诚实冷静的记录，不遮蔽，不过滤，不疏忽，成了南方周末川震报道的宗旨。
震后第二周，南方周末准备出版36个版的川震特刊。
编辑部反复讨论这份特刊的“魂”。邓科认为，这个“魂”有三个标准：是一个有张力的词，体现基调、高度；能包容各篇文章；要有陌生感，要让读者从媒体海量的地震报道一下子识别出来，一下子记住。
讨论直到第二天，当记者苏岭说出“九歌”两个字时，大家才达成共识。
“九歌”，属于华夏的祭歌和悲歌，其中一篇为《国殇》。
图6“汶川九歌”，南方周末镶上了黑框（资料图）
5月29日，南方周末再度出版16版特辑《大地震现场再报告》，涉及到多起校舍倒塌事件。地震报道在继续进行，报社却不断地接到有关部门要求“和谐”稿子的电话。
6月12日的评报会上，一位编委沉重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如果怄这一口气，可能这份报纸就没有了。为了让它继续活下去，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妥协。
5 、“打帝国”
“极权统治的目的更多地为了金钱”汶川地震后不久，曹筠武从成都记者站调往广州总部，成为调查版编辑，经常穿着“靠谱”“女士身体检测者”的T恤，脚踩人字拖在南方报业大楼里行色匆匆。
也是在2008年，他招来了叶伟民和杨继斌，前者在《南都周刊》年轻有为，后者在《新京报》快要评上高级记者。
叶伟民是一个淡泊而儒雅的人，说话的时候，他的手会不断轻轻敲打桌子。
在被南方周末录取那天，叶伟民正帮亲戚清理水管爆裂后的房屋。面对一屋子飘在水上的杂物，他心情糟透，光着上身不断打捞东西、排水拖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叶伟民先生，我们很高兴通知你，欢迎你加入南方周末。”一时间，他没有反应过来，答了句“谢谢”，等过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意识到：“我要进南方周末了？”
从冰窟窿跳到极乐世界的叶伟民，拿着拖把疯狂地甩了起来，边甩边跳舞。
用曹筠武的话讲，杨继斌一直专注于叙述事实之时的姿态和意境。
“迅捷，高产，突破能力，对信息传播方式的敏感，这些都不是老杨的长处。”曹筠武在杨继斌获得年度记者的推荐语中写道，“他出稿慢，挑题，对故事和细节有偏执的要求。好像他自己是个圆桌武士，没有马，长剑，闪亮的盔甲和丝绸的白手套，他就不会迎战城堡外面的敌人。”
但在杨继斌刚来到广州时，没找到合适的住所，就借宿在曹筠武家。曹筠武曾经看见他半夜3点钟在电话里听另一位同事朗诵诗歌——还是在书房。他记得，老杨一会儿睡客卧，一会儿睡书房，“想睡哪儿睡哪儿，牛逼坏了，然后晚上还叽叽歪歪的”。
曹筠武家慢慢成为新记者们的“旅馆”——杨继斌至少睡了一年，其他人来来往往，睡一两个月、几个星期或者是一两天。
像大学寝室一样，曹筠武、杨继斌等人热衷于打游戏，特别是一种即时战略类游戏“帝国时代”。结束了周三一整夜做版，新闻部办公室依旧会灯火通明，通宵“打帝国”。打完游戏，大家相约宵夜，饭桌上聊聊选题。
他们把讨论“打帝国”的微信群戏称为“战队”，曹筠武被推选为队长。
图7杨继斌结婚之际，他们夫妇与“战队”的部分编辑、记者、实习生拍了一个祝福视频（图/搜狐视频）
2007年，曹筠武在特稿《系统》中，以游戏“征途”的系统为样本，写出了一个虚拟版的现实社会。
这篇稿子的编辑李海鹏在为曹筠武申请骑士国际新闻奖的推荐信中写道：“本质上，《系统》是一篇关于极权资本主义的报道。它令人想起《1984》和《古拉格群岛》，也触及到了它们在那个年代尚未被发现的‘极权统治的目的更多地为了金钱’这一法则。”
在记者手记中，曹筠武回忆《系统》的采访经历，和以往所经历的都不一样——以往都是冲过去剥洋葱，一层层揭开，每一步都离终点更近一点，期间还会穿插与线人接头、与官员智斗等桥段。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几百万虚拟身份玩家的游戏，想找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有如大海捞针。
在采访屡屡碰壁后，他通过发行部的同事刘春康，找到了一个“女国王”，也就是报道中的主人公“吕洋”。在“系统”中，吕洋原本是一个依靠团队获得胜利的“女王”，但在“系统”的诱惑下，她一步步沦为“人民币玩家”。
曹筠武一面和吕洋谈，一面来了一次“体验式采访”，建了个账号开始自己的“征途”，游戏里，他浑身上下只穿一条短裤，在沼泽地差点被咬死。
他无意发现游戏中有敏感词——“系统”会变成“**”。吕洋告诉他，自己曾经因为抗议“系统”，被抓进在游戏地图中看不到的“监狱”。曹筠武顿时感到脊背发凉。
当然，这个阴暗的故事，结尾还算有点阳光：吕洋最终选择离开了“系统”，并永远不再回来。
“帝国”不仅存在于游戏中，还存在于现实中。
2010年上半年，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不到半年内发生了六次跳楼自杀案。
这张期望“读懂中国”的报纸不满足于其它同行对于连续跳楼的书写，期待接近事实得到真相。
富士康是个自成体系的“帝国”。新闻部计划派人深入富士康内部，但记者们都不太年轻，进去容易被怀疑，最后选中了“能沉得住气”的实习生刘志毅，武汉大学的大三学生。
一旦实习生出问题，报社难辞其咎。除去生产事故的潜在风险，还有被发现的可能性。郭光东提出，让刘志毅选一个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工种。杨继斌则负责在外围调查一桩桩自杀事件中每一个人的自杀原因。
富士康的工种是随机分配的。4月12日，在深圳富士康应聘的刘志毅的运气非常好。他原本准备排七八次队，但第一次排队就分到了他期望分到的工种——仓库管理员。
郭光东也经常去深圳那边看看，走前特别叮嘱杨继斌和刘志毅要看护好自己。
潜伏进去的刘志毅，白天边工作边观察，晚上悄悄用手机短信发出七八百字的一手资料给杨继斌，有时候杨继斌会夸他“观察到位，很老练”，有时候则会指导他“昨天哪个地方还太粗糙”。
报道富士康的编辑、记者和实习生都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前面六个人的自杀都是偶然事件，如果非要找一个共同点的话，就是他们都在富士康工作。
在富士康，无人催促，“潜伏”的刘志毅却不自觉地加快了走路和吃饭的速度。
有一天凌晨四点，他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他联想到，与他一起工作的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
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节奏在这儿突然就快了：工人就像零部件一样进入流水线，隶属于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杨继斌读了涂尔干的《自杀论》，问题迎刃而解：遏制自杀最主要的障碍就是集体——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多，他在社会承担的就越多，对世界留恋也就越多。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复杂，他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支撑他的这张网就可以对他有更多的分散缓解的功能。而刘志毅从厂内发来的短信中也提到：富士康的工人很少有友谊，相互不称呼名字，而叫“屌毛”。
这时杨继斌明白了，富士康的工人互相以“屌毛”称呼，实际上是失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支撑。
他意识到，无法还原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跳楼自杀的真正原因，不能呈现这六个人的死，但是可以呈现这六个人背后42万人的生，通过写新一代打工者的生来写这六个人的死。
等报道出来，整个新闻业都被“震了一震”。刘志毅也因此获得南都新闻奖学金一等奖——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准记者的最高荣誉。
郭光东评价：“这可以说是南周历史上实习生贡献最大的一次。”
刘志毅毕竟碰上了一个好时机，相对来说，其他实习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也是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大三学生雷磊来到南周实习。第一个月，他甚至觉得自己“卑微到尘土里”。因此，他选择每天早上9点钟到报社，最后才离开，唐敏还因此给了他一把新闻部办公室的钥匙。
三个月的实习时间里，雷磊逼着自己“更主动”，2010年7月28日南京化工厂爆炸案发生时，雷磊看到记者们都在行动，自己也私下里找到一个专家，做了一篇“化工围城对人们的影响”，当天很晚才把采访整理完。
此时已经是头版编辑的曹筠武正发愁——头版还差一篇配稿，于是雷磊跑过去：“曹老师，我刚刚做了一个采访，不知道稿子能不能用。”曹筠武拿过来一看，删一删，就上版了。
“当时我好开心，曹老师终于注意到这个地方还有个小实习生，渐渐的头版也会带着我做。”雷磊说。
实习结束前，雷磊郑重地写下《离别前的周末》：“如果有所谓决定性瞬间，我相信周末这一段日子必然深刻影响我的以后。”
他没想到，一年之后他会再次回到南周。在北京前往广州的那一趟晚班火车上，雷磊站了25个小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和心急。
毕业时，雷磊遗憾错过南方报业的校招：“当时有三万多人报名，竞争很激烈，还有剑桥、牛津的毕业生，我没有通过南方的面试。”于是他选择去北京的另一家媒体工作，但屡遭瓶颈，他向师妹夏倩吐槽：“成天吃土。”
夏倩当时也在南方周末实习，记者潘晓凌正在做一篇有关重点高校生源中农村学生逐渐减少的报道，她问：“实习生里面有没有谁是农村的？”夏倩就把雷磊的现状告诉潘晓凌，潘晓凌当即联系上雷磊，让他写一篇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后的感受。
2011年8月4日，周三做版日，曹筠武看到雷磊以特约撰稿的身份写的自述《走到只剩我一个》，夏倩乘机把雷磊的情况告诉他。
曹筠武要夏倩和他一起去给领导送版，装作不经意地提起雷磊的情况。一旁的常务副总编伍小峰看到《走到只剩我一个》，也说：“这篇写得不错，让雷磊回来见习吧。”
图8 《走到只剩我一个》写出了政策不平等下“超级中学”对周围资源的攫取（资料图）
南方周末新闻部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入门三杯酒。酒是广东当地的“九江双蒸”，度数不高。但它那怪异的塑料味口感最让人难忘。
儿须成名酒须醉，酒后能见真性情。
三杯酒后，雷磊抱着每个老师哭了一遍说感谢，紧接着又把他们每个人骂了一遍。
“当时我感觉天旋地转，幸福感加上使命感的叠加。”一个朝圣的人到达麦加之后，一定希望继续往前走，雷磊从实习到见习再到入职，中间经历两年。终于有一天，他获得了团队的认可，“这个酒喝完，你就是大家正式的一员了。”
入职前还有一件事让雷磊印象深刻，2011年底，南周辞旧迎新的年会上，新闻部表演的一个讽刺时任总编辑的节目点燃了全场的气氛，还拿了第一——平日里严肃的记者们居然男扮女装打扮成朝鲜族姑娘跳了一支舞。
这支朝鲜舞，是十几个编辑和记者花了一天时间在叶伟民家的车库里编排出来的。年会的前一天，曹筠武把记者们召集在一起，说：“咱们不仅要有节目，还必须拿第一。”他就和杨继斌一起把词给凑了出来，然后选了一首朝鲜歌曲，让苏永通主唱，还找了一个编舞教他们“比划几下”。
几个编辑仗着自己“资质老”，就让记者们穿女装，苏永通回忆：“雷磊长的奇形怪状的，又是男扮女装，还打了腮红。下面的人嘲笑说你们部门的人怎么这么多妖魔鬼怪。”
节目里出现了这样的台词——“离职跳槽走了七八个，家大业大心不慌”，自嘲而悲怆。就在那一年，郭光东、郭力、潘晓凌、马昌博等一批编辑记者离开了南方周末。
在杨继斌看来，这是他到南方周末后，记忆中最后的快乐：“再后来，我们那批人就很少再聚到一起，真正做一件为快乐而做的事情。”
6 、“审读风暴”
“宁可不完成政治使命，也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决不当历史罪人。”2008年，曾礼被任命为南方周末总编助理，实际上是南方报业派到南方周末的审读员，负责政治把关。
在这之前，他是南方日报地方新闻中心快速反应工作室副主任，这个部门每天24小时接听热线报料，曾礼和另外两位主任轮流接呼叫中心筛选过来的报料电话，再将有价值的突发新闻派给年轻记者。
南方日报记者赵佳月眼中的曾礼，一副老花镜下的标志性笑脸，双眼孩童般弯成月牙。
“那时他不苟言笑，表现得保守又严肃。”一开始，曾礼给南方周末留下的印象，和南方日报时期完全不同，报社年轻人对其退避三分。
最初，曾礼在审读时非常谨慎。有一次，他直接向特稿《把妹达人》发难：“把妹、泡妞、一夜情，这些东西怎么能够上到报纸的版面呢？怎么能够上到南方周末这样的版面呢？”
当时特稿编辑王刚刚来，曹筠武觉得自己得给兄弟说两句：“这是一个新事物，我们要正视它，不是说我们不报道这样的东西就不存在，我们也可以探讨。如果不能探讨，就是一个思想能不能跟得上时代的问题！”
散会后，曹筠武在办公室旁若无人地骂：“这老头，退休了还不回！”
但他没想到，在第二天，曾礼买了一箱荔枝送给他：“我改了你的稿子不好意思，请兄弟们吃荔枝。”
这件事让曹筠武很感动，几个编辑商议着，找个合适的时机，请曾礼吃餐饭。
他们和曾礼边喝酒边交流。曹筠武发现，曾礼是一个非常真心、正直、可爱的老师，而且勇于改变自己陈旧的看法。曾礼也在他们非常敬业的工作态度中感受到“这帮小孩不是坏人，他们是希望能报道一些真问题，改变一些东西”。
这时曾礼刚刚注册名为“六十不惑”的微博。南方周末的新闻专业氛围，微博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渐渐使他发生了转变。
他不仅做审读把关工作，还开始帮大家去向总编争取，甚至去直接向总编开炮。后来，他还参与报社选题会出谋划策，编辑记者也信任他的方向把握。
2009年8月的《“灰色宾馆”强暴事件》是国内最早关于截访的报道，作者是朝格图和杨继斌，他俩是大学室友。曾礼建议曹筠武把稿子中的“上访”，改成“去北京解决问题”。曹筠武听从了他的建议，稿子后来顺利刊登。
但这条稿子之后，朝格图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此之前，他的口头禅是“不怕，有哥在”，温和善良的眼睛之下，总带着浅浅笑意。在此之后，抑郁症缠住了他，幻听幻视，下楼买烟都难。
朝格图的写作方式和普通记者不同。在曹筠武的回忆中，写稿对朝格图就像是与内心的黑洞抗衡，他需要在不可阻挡的内向的过程中，竭尽全力从不可知的深处拽回转瞬即逝的光。
更多的时候，连曾礼也无能为力。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前所未有的暴雨，南周出动多路记者，采写了八个版的内容，给每一位遇难者都写了短小精悍的讣闻。
苏永通把所有实习生都发动起来，基本上每个实习生都通过电话或者到实地独立采访到一些遇难者的家属：“虽然每个小故事很短，但每个普通人的故事都非常打动人。”
他还找到因抑郁症而休病假的朝格图，帮忙采访几个逝者。那是个急活儿，半晚上就要交稿。
交版当晚的半夜，上面传来指令，只准保留其中英勇救援的内容，其余一概删除。曹筠武跟苏永通在办公室抽了根烟，然后说：“那就算了吧，都别登了。”
当时还是四川大学研二学生的实习生谢雪跟版到办公室，只看到大样上画了一把大大的红叉，旁边的批注只有俩字——“英雄”。
终于，2013年3月底，曾礼被提前解除返聘。临走之前，他设法保下了一组关于华西村的稿子，然后在内部BBS上的告别信中说：“宁可不完成政治使命，也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决不当历史罪人。”
图9 2013年3月27日，曾礼最后一次审读南方周末，写下一大段批语，保下了一组稿子。（资料图）
曾礼回家乡探亲前，执意要把这群小兄弟叫齐，打电话给曹筠武：“你叫上他们来吃饭，完了来喝酒。”
那一个夜晚，羊城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CBD核心区西侧的一路之隔，闪亮着巨大的红色霓虹灯牌，“南方周末”和“在这里读懂中国”交替出现，在水汽弥漫的夜空中格外耀眼。
曹筠武原本不愿前去赴宴，在曾礼反复相劝下，他还是去了。不久，他和苏猫到达相约地点，但曾礼没看到杨继斌的身影，又接着催杨继斌：“今天大家都得来。”
在曾礼的坚持下，编辑记者们只好放下自己手中的事，前来喝酒。酒过三巡，曾礼讲起他年轻时候的事，文革插队，做一些假大空的新闻，慢慢地到退休的时候才找回自己。
饭毕，曹筠武送给曾礼两瓶酒。他们送曾礼回家，一直送到楼下。曾礼走前还吆喝说：“回来再喝，过几天就回来了！”
可是没想到，曾礼回到湛江老家后，下一个星期三，正在做版的曹筠武突然接到微信，“老曾没了，胃部大出血”。
“后来想，可能真是冥冥中自有天命，他那天，他就非要把我们大家都叫齐。”在描述这短短的几百字的内容时，曹筠武花了二十分钟，一字一句地吐清楚，不断抑制喉咙里的呜咽声。
“当时我觉得，这些东西突然不好玩儿了，不是我们想要的路了。”
7 、换牌桌？
一个淘宝店可以让农村基层民主重新出现事实上，曹筠武早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2011年3月，他在杨继斌获得年度记者的同事推荐语中写道：“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变革已如同小行星撞击一样袭来，在大地的震动中，南周可能终究无法避免像恐龙一样消亡。”
2013年底2014年初，他开始把观念不断传达给其他记者：“兄弟们，我们或许要换牌桌了。”
2014年伊始，这群年轻人各自奔忙，大多数彻底离开新闻行业，迎来人生中意义非常的转型。
一些依附于移动端的互联网平台出现，它们像当年的门户网站一样，用廉价而海量的信息吸引走了大部分用户的注意力。其中，采用个性化推荐引擎技术的今日头条同时也以高薪聘请了一批曾经的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赵蕾、刘志毅、习宜豪等。他们集合在今日头条的各个领域——公关、产品甚至是技术。
而早在2011年离开南周的那批人，也各自跨入新的领域：马昌博和林楚方共同创办“壹读”后，又独自创办更垂直的短视频产品“视知”；郭力和潘晓凌进入阿里巴巴公司旗下不同的部门；郭光东在博雅天下引领三本杂志后，加盟互联网公司“饿了么”。
2016年8月19日，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咖啡馆里，郭力和郭光东再次相见。但这一次他们相见所谈及的话题，是自己的家庭，彼此所在的互联网公司的红利、经营与前景。
“到了后期，我觉得自己是停滞甚至退化，不再像海绵一样能持续吸纳。”朱红军也选择在2016年1月跳槽，选择了跨度最大的互联网金融领域。
图10 临别前，朱红军在南方周末“报纸墙”前合影留念。（受访者提供）
不过，跨入互联网行业，郭力始终和在南周结交的这帮好朋友保持着联系，“我们这帮人，是在南方周末一起长大的。”
郭力尤其怀念自己的兄弟朝格图，“你问我眼中的朝格图，我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我们就是在一起的一部分。”
2015年8月9日，朝格图来杭州找郭力聊。听到互联网世界的故事，他两眼放光，“替兄弟留心一把靠谱的创业项目吧”。郭力感觉，朝格图心里的烛火重新被点着了。
可是4天之后，8月13日，朝格图选择从高楼跳下，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6岁。
“我觉得自己又一次为朝格图指明了出路，找到了方向，直到4天之后，才赫然明白，自己也不过就是个自己最看不起的自以为是的人。”郭力在事后的回忆录中写道。
曹筠武抱憾的是，错过了那次朝格图电话中说要见面聊聊转型的机会，再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朝格图已经彻底离开了。“老杨突然打个电话给我，‘大事儿，朝格图自杀了。’”曹筠武反问：“他是尝试自杀还是已经去了？”老杨回答：人已经没了。
10天后，朝格图的葬礼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朝格图的老朋友欧阳洪亮哽咽着致完了悼词。
南方周末的人，在职的不在职的，记者和实习生，在北京的都来了。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大家排着队向朝格图的遗体鞠躬道别，男生强忍着泪水，女生已经哭成了一片。
火化炉推出来的时候，曹筠武帮着去捡骨头，准备海葬。他有些恍惚：“以前的哥们儿，就剩这么两块骨头了。”
2016年年初，朝格图的姐姐告诉他的朋友们，朝格图早上托梦告知，想把留下的文章文字汇总，叫《清风录全集》。
南周曾经的记者秦轩牵头拉了朝格图文集筹备小组，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发表朝格图记者生涯中的报道，以及部分私人博客文章。
包括未发表的在内，朝格图在南方周末一共写过86篇报道。郭力从人力资源的考评表、网站上零零散散找来七十来篇，每一篇报道都请一位过去的同事配一篇怀念短文。
杨继斌写道：“这些怀念格图的文字，会成为我们写给自己的、历史深处的来信。”
（亦感谢周一萍、蔡军剑、马昌博、刘斌、吴达、范承刚、刘星、习宜豪、邵世伟、张维接受采访）
（陈烜瑜、李佳玮、马蓉、戴安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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