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海外的普通人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 海外的科技人员如何支持非暴力抗争
- 海外的艺术家、记者和传媒专家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 海外的NGO、基金会和其他非民间组织如何支持非暴力抗争
- 外国政府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 外国外交官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 海外的企业和消费者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涂鸦
涂鸦是非暴力活动家经常用来对抗独裁的方法。不管是在贝尔格莱德还是在开罗，涂鸦提供了一种廉价、省时的传达不满和团结队伍的方法。特别是在网络或者手机信号被切断的时候。涂鸦还是一种可靠的信息传递方式。比如涂鸦可以是青年运动的符号，就像“抵抗”(Otpor)、“受够了”(Kmara)、“帕拉”(Pora)等组织所做的那样。这一方式也被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的反抗组织所采用。海外人士可以给活动家提供喷枪或者买喷枪的钱来支持他们。不过，就像其他非暴力方法一样，涂鸦也并非灵丹妙药。有些独裁政府会很快清理掉涂鸦，还会使用不易被喷枪喷上涂料的墙壁和建筑。而且独裁政府的走狗或者被当局雇佣的走狗也可以使用涂鸦来表达对当局的支持。
动物信使
家禽、狗、猫、鸽子等动物都可以作为活动家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特别是在那些互联网不普及的地区尤为有效。动物信使无需高科技就可以实现城际信息的传递。信鸽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波斯时代，一些记者组织比如路透社也曾使用信鸽。海外人士可以用这些方法与国内的活动家进行交流，或者协助国内不同的抵抗团体之间进行沟通。不过，这种法耗时巨大，还需要对动物进行培训。非传统信息传递
气球也是一种活动家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信息传递方法。比如从2005年起，一些住在韩国的脱北者把数以百万计含有谴责金正恩政权内容的USB、DVD、收音机、钢笔和便签纸，用气球送到北朝鲜。西方社会也曾经将携带反共宣传品的气球从西德飞越柏林墙投放到东德，作为和苏联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人民进行交流的手段。气球还可以用来交换战略信息或者其他重要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在其他信息沟通手段被阻断的国家最有效。不过，气球很容易被击落。此外，根据传递信息的不同和这些信息想要抵达地区的广阔程度不同，气球使用的效果也有所不同。这一手段还可能引起冲突升级，比如北朝鲜就威胁韩国，如果继续发射宣传气球，就要对韩国“发动战争”。地下网络
“地下网络”是一种海外人士可以用来加强与国内活动家沟通的方法。“地下网络”是指使用物理的方式交换可擦写媒体(比如U盘、DVD或者外接硬盘)上的电子信息的方法。在互联网被严格审查或者高度限制的国家，活动家可以把记忆卡藏在鞋底，或者通过信鸽携带U盘传递信息。在这个极权政府监控手机和互联网通讯越来越熟练的时代，“地下网络”的使用在活动家之间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海外人士可以考虑发展新的“地下网络”方法，并与国内的活动家分享。*这些方法网络技术活动家和团体也同样可以使用。
用颜色标注公共空间
使用颜色标注显示反对派团结的力量，是国内活动家可以使用的无技术限制的一种方法。用某种颜色给公共场所涂上标识，或者某一活动的参与者都穿同样颜色的衣服，正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伊朗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期间活动家所做的那样。使用统一的颜色象征着团结一致对抗镇压，传递出反对派强大的力量。海外人士可以提供指定颜色的库存商品来支持颜色标注活动，比如T恤、哨子、袖标、手帕等。也可以通过镭射枪发射这种颜色来表达他们对活动家的支持。甚至可以把自己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涂成这种颜色来表达他们对国内活动家的支持。颜色标注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展示反对派内部团结和对当局反抗程度的方法。不过，这一方法很容易暴露活动家。比如在伊朗，安保部队见到戴绿色袖章的人就会将其逮捕。在有外国人参与时，那些使用颜色标注方法的国内组织必须警惕当局将其污蔑为外国买办的企图。比如在伊朗，穿着“美国制造”标签的绿色T恤可能会弊大于利。灯光信号
像颜色标注一样，灯光信号也是非暴力运动经常使用的方法。灯光信号是指处在强权下的人们，在某个约好的时间内一起开(关)电灯或者点燃蜡烛的行为。灯光信号有利于促进反对派的团结和向统治当局展示反对派的力量。这一方法也适合在短距离内传递信息。海外人士也可以使用灯光信号作为对国内活动家表达道义支持的工具，同时也可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那些强权统治下反抗的声音。比如在地球日，全球的环保活动家在约定的时间内同时关掉不必要的电灯，以此传达他们集体的环境共识。如果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全球灯光信号可以使那些强权国家的重大议题得到关注，同时也可以提升国内活动家的信心。信息图像化
在识字率比较低的国家，通过图形或者图画来传递信息是一种沟通的好方法。比如在便签约或纸板上将非暴力运动的战略用图画而不是文字表达出来，是一种信息图像化的形式。海外人士可以通过气球、信鸽等方法将便签纸等物资输送到国内活动家手里。抵抗艺术
艺术——音乐、诗歌、戏剧、视觉艺术等——都可以成为对独裁者反抗的有力标志。当地艺术家使用幽默的、具有文化象征主义的、通俗的语言，不仅可以嘲笑独裁者，还可以刺激公众参与行动，以及传递那些隐藏在诗歌和图画里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在2011年的埃及解放广场，歌曲、诗歌和公共艺术就被普遍使用。海外人士可以为这些艺术家提供资金、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还可以翻译艺术家创作的视频、图片、文字，把它们传播到全世界。海外的艺术家，特别是知名艺术家，有能力鼓动他们的粉丝去支持国内的抵抗运动或者谴责统治者对人权的侵犯。破坏广告
为了降低极权统治的合法性，海外人士可以用有创意的方法来嘲笑当权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广告破坏可以提供一个灵感——个人和组织可以制作、播放嘲笑和讽刺独裁、专制政权的广告。比如不久前，“南嘟”——一个南非肉鸡连锁店播放的广告，把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称为“最后的独裁者”。但这些行动也很容易招致独裁当局的打击报复。在上面的案例中，穆加贝对南嘟在津巴布韦的分店进行威胁和骚扰，使境外播放的这个广告很快被迫撤下。大型户外广告牌
大型户外广告牌可以为活动家提供批评政府的大型可视载体。特别是在那些独裁者的铁腕统治比较弱的国家，大型户外广告牌可以让反对派与潜在的支持者沟通，扩大他们的影响。比较在2000年的塞尔维亚，大型户外广告牌被证明是反对派重要的反抗工具，它为反对派候选人提供支持、提升反对派团体的形象。海外人士可以给国内的活动家提供资金租用大型户外广告牌(租用费用昂贵，特别是对那些受资金限制的反对派团体)，或者直接以反对派的名义租用大型户外广告牌。不过大型户外广告牌在典型的极权国家很难被使用，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反对活动都会被禁止和镇压。海报和贴纸
一个更容易被反对派使用的工具是海报，即使是最强硬的极权政府也不能完全消灭海报。在海报上印刷抗议活动或者支持抗议活动的信息是一种廉价的，有可能快速与最广大的民众接触的方式。与大型户外广告牌不同，海报可以免费四处张贴，而且可以用来盖住当局的宣传。比如埃及的“4月6日运动”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少壮派在开罗联合发起的海报抗议;塞尔维亚“抵抗”(Otpor)的成员把海报贴遍全国，呼吁所有爱国的塞尔维亚人一起反对独裁者。“抵抗”(Otpor)还用“他完了!”的贴纸贴在米洛舍维奇的肖像上，把当局对独裁者的宣传海报变成了反对独裁者的海报。海外人士为在塞尔维亚的反抗运动支付购买和制作费用，最终帮助他们推翻了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海外人士可以把海报空投到独裁、专制国家内;可以捐款或者直接海报、贴纸的设计提供想法和物资。但是必须注意，这个方法也可能被当局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从而削弱抵抗活动的合法性。*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现场直播抗议活动
如果某些组织想要提升海外公众对独裁者侵犯人权的意识，或游说决策者对独裁者的某个行为采取行动，可以对侵犯人权或者抗议活动发生的现场进行直播。比如半岛电视台通过电视直播来报道埃及革命;“全球革命”网站通过网络直播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直播在报道大型抗议活动和揭露当局严重侵害人权事件中非常有效。这些画面可以吸引全球观众关注独裁当局的侵害行为，以及迫使外国政府行动起来支持民主。恶作剧
正如恶作剧电话或者恶作剧会议是普通人可以用来嘲笑当局合法性的手段，它也可以被电视和广播工作者使用。英国喜剧和讽刺作家马克·托马斯就曾经使用恶作剧和噱头来揭露政府和大公司的行为。比如他假装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然后成功地让一名高级印尼军官承认使用过酷刑，并且把它拍成了电影。这种手段能够迅速传播，使大量观众知道，而且可以公开羞辱当局。但使用这一手段必须小心谨慎，以免遭到报复。证据收集和记录保存
海外人士还可以为那些揭穿当局秘密的活动家提供场所和载体。比如提供一个电话或者邮箱让活动家将人权侵害的机密证据发送出来。海外人士必须非常谨慎，务必千方百计确认这些数据被妥善保存和加密。绝不能泄露活动家的身份，更不能损毁证据，因为未来这些都将是呈堂证供。
扩音器
扩音器是另一种廉价的可以让当局的批评者与其支持者交流的工具。扩音器包括大喇叭，卡车上的音响，社区中心或宗教建筑上面的公放设备。在公开抗议的时候，扩音器可以成为重要的沟通工具。海外人士可以为扩音器，或者其他低成本的科技替代产品提供资金，或者把这些物资直接走私进国内。*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用玩具和体育器材恶搞
把传统的东西，比如玩具或者足球，变成反抗当局的交流工具。比如可以把独裁者的照片贴在足球上，然后让孩子们踢着玩儿，以此羞辱独裁者。简单的玩具和体育器材只要以幽默和创造性的方式重新设计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从而提升活动家的信心，降低人们对独裁者的恐惧。海外人士可以资助或者提供这类恶搞商品。*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手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手机被大众普遍使用，它已经被证明是方便的、低成本的反抗独裁者的交流工具。在利比亚，人们用手机制定会议日程、设计抗议和活动战略。国际NGO和政府除了可以赠送手机给活动家以外，还可以资助大规模SMS短信群发。比如在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时代，外国基金会就曾资助SMS短信，协助“抵抗”(Otpor)在大选期间的“鼓励投票”活动。带拍照和录像功能的手机可以用来记录抗议活动，也可以用来记录当局的侵权活动。比如在伊朗，人们用手机记录和传送警察对反抗者的暴力行径，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进面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俄罗斯，手机对选举舞弊的记录相发了反普京的抗议游行，促进了人们对一个自由、公平的大选的要求。*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传真机
传真机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抗议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传真机在苏联解体，甚至在中国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都起到了鼓励抗议者的作用。现在简单而低技术的传真机仍然在变革的舞台上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互联网被关闭的地方，传真机是活动家获取信息的一种低成本的工具。比如海外人士可以通过传真把对付催泪弹的医疗处方传给埃及的活动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在传输过程中没有安全程序进行加密，传真很容易被当局窃取。*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蓝牙
蓝牙可以在大多数手机和电脑上使用，是一种短期内可以被活动家使用的信息传输方法。这种经常被人们忽略的技术在2009年伊朗的绿色革命期间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当时伊朗当局关闭了手机信号和短信服务，活动家转而使用蓝牙。蓝牙技术将臭名昭著的“Neda女孩之死”事件广泛传播，比而引发了绿色革命。海外人士可以提供用于搭载蓝牙技术的设备和维持这些设备开启和安全运转的技术支持。*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拨号调制解调器
当政府关闭互联网的时候，海外人士可以帮助国内的活动家通过传统的拨号调制解调器重新连接网络。“我们重建”组织和“法国数据网络”(FUN)曾经使用调制解调器、有线电话、传真机和广播等媒介与当地活动家重新建立联系。比如在埃及，他们使用拨号与西欧的网络相连接，摆脱了当局的控制。这意味着每一个可以拨打欧洲电话的埃及人都可以自由的连接网络。不过这种通讯方法非常昂贵，还必须电话信号畅通，电力正常运转，电脑能够使用。而且，电话线有可能被窃听，电话号码有可能被屏蔽。*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双向无线电
双向无线电又被称为便携式对讲机，它既可以发送信息，又可以接受信息。只要处于同一个频道，双向无线电就可以通过个人无线电收发器实现多个用户之间相互交流。在埃及革命期间，“Telecomix”组织提供了一个教人们如何把家用收音机改装成双向无线电简易指南。用这一方法改装成的双向无线电可以实现两公里内自由通话。海外活动家可以提供类似指南，也可以捐款用于购买双向无线电，或者直接捐赠双向无线电给国内活动家。*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单兵电台(HAMRadio)
当那些互联网通讯被屏蔽的地方，如果无线电频谱没有被当局完全屏蔽，那么单兵电台可以成为活动家把信息传递到国外去的载体。比如1990年叶利钦退党就是使用单兵电台发出消息，被BBC、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采用后，又发回苏联。为了向国内活动家传授单兵电台的使用方法，“我们重建”网站详细介绍了用户如何使用单兵电台对话。“Telecomix”和德国的“海盗狂欢小组”(PiratenPartei)也提供了详细的使用指南。埃及人之所以能用密码交流传输信息，某种程度上讲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不过单兵电台的使用并不普遍。Telecomix后来意识到埃及单兵电台最大的发烧友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体制内成员。单兵电台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局的频谱政策，因此，单兵电台在中东就很难使用，但是在印度则很容易使用。*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AM/FM广播电台
AM/FM广播电台也是活动家可以使用的重要工具。海外人士向很多独裁、专制国家境内的独立电台提供财政和物质资助已经有超过10年以上的历史。在当局进行镇压的时候，类似的援助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让人们能够听到反对的声音。在塞尔维亚，独立电台b92之所以能够坚持谴责米洛舍维奇政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海外的NGO(比如IREX)给b92提供了从房租到发报机的一切费用。*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小功率可调频电台(LPFM)
小功率可调频电台让用户可以使用非常少的能量进行电子信号广播。一个普通的FM电台发报功率是几千瓦，而一个LPFM电台的一般发报功率不会超过100瓦。这些特性使得LPFM电台成本较低，但信号效果也不是很好。在最好情况下，LPFM电台的听众也只能局限在一个社区内。手持高频/超高频电台(VHF/UHF电台)
手持高频/超高频电台能够发送30MHz到300MHz，甚至更高的无线电频率。这些廉价的、可使用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也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进而实行一次性垫加密模块。这些电台用户可以绕过政府的设备进行长距离沟通。在在断网断电的危机情况下，这些设备尤其有用。*这一方法政府和NGO也同样可以使用。
国际电台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电台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比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都将外国的信息传递到苏联境内。更近的情况是，国际广播电台把自由欧洲电台的讯号传遍中东。因为国际电台拥有漫长而有争议的历史，独裁当局对此非常敏感。在北朝鲜，所有的收音机都只能接收本地电台的固定信号，而无法收听国际电台的广播。2002年，古巴政府屏蔽了美国之音电台的广播，中国政府屏蔽了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海外人士可以设计更有力的天线或者通过单板(SingleSideboard)频繁改变发送频率。北朝鲜的脱北者称，他们就曾经走私可以接收国际信号传输的手持电台。*这一方法政府、NGO和IT专家也同样可以使用。
卫星网络解调器
卫星网络解调器可以让用户绕过政府控制的电话网络获得国外的信息。在紧急情况下，或者在手机信号和互联网被关闭的情况下非常有用。卫星或者卫星网络解调器可以让数据通过通讯卫星传送，因此可以作为一种规避技术使用。关注规避技术的海外人士可以考虑捐赠卫星网络解调器，并将他们送到国内活动家的手里。比如在埃及，海外的非政府组织不仅给他们提供卫星电话，还提供便携式网络微型解调器。但是，和卫星电话一样，卫星网络解调器也可能被监听，而且可能暴露活动家的操作位置。*这一方法政府、NGO和IT专家也同样可以使用。
卫星手机
为了避免国有电话通讯线路的拦截，海外人士可以向国内活动家提供卫星电话。卫星电话和普通电话功能很像，但它与航天卫星相连，而不是与陆地发射塔相连。现在，卫星手机已经和普通手机或者智能手机难以区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卫星电话经常被国内活动家用来互相交流。在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塞尔维亚，“国际通讯”组织给很多国内活动家提供卫星电话。当时这一技术还非常昂贵，所以很多卫星电话没有被使用。据报道，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曾经发送了数不清的卫星电话到中东和北非的活动家手中。叙利亚政府因此禁止了卫星电话，并助把使用卫星电话定为“叛国罪”。在电话信号被切断或者电力被切断的地方，卫星电话是少数几种可以让国内活动家与外界沟通的方法。不过，和所有卫星设备一样，卫星电话有明显的安全问题。2011年11月，据“通路”(Access)报道，舒拉雅卫星设备用户的地址被泄露，并且落到了叙利亚政府手里。*这一方法政府、NGO和IT专家也同样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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