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海外的普通人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 海外的科技人员如何支持非暴力抗争
- 海外的艺术家、记者和传媒专家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 海外的NGO、基金会和其他非民间组织如何支持非暴力抗争
- 外国政府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 外国外交官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 海外的企业和消费者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对外国服务公司，军队和公务员进行教育
非暴力抵抗运动对于外国服务公司、军队和其他公务员是比较陌生的概念。民主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本国驻独裁、专制国家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更好地明白、分析和支持非暴力抵抗者，为抵抗者提供外交政策和暗中援助。附加援助条件
外国政府支持可以用军事援助做为交换条件来支持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时，不考虑被援助国的民主状况，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在很多情况下，以反恐或区域稳定的名义忽视或者蓄意掩盖侵犯人权的事件。比如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给也门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丝毫不顾也门军队雇佣童军的情况。政府应该以附加援助条件来刺激独裁、专制国家的民主改革。公司
外国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或者要求本国那些与独裁、专制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公司信息公开，或者迫使它们停止与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交易。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与那些给活动家提供不可或缺的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比如脸书或者推特)合作，确保这些公司的服务安全而且不会中断。在伊朗绿色革命期间，为了避免影响伊朗活动家之间通过推特进行联系，美国政府曾说服推特改变它的更新计划。避税天堂
避税天堂对于独裁、专制国家隐瞒财产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至关重要。由于掌握了无可匹敌的资源，独裁者常常把他们的不义之财转移到开曼群岛、马尔代夫、瑞士这样的避税天堂去洗钱。打蛇打七寸(七寸的位置就是他们的钱袋)，外国政府可以禁止本国公司给注册在避税天堂的独裁者企业支付资金，还可以冻结用来转移资产的银行秘密账户，就像瑞士对卡扎菲做的那样。投资人、公司和游客可以抵制那些不顾国际压力的避税天堂，比如巴哈马。国际商务透明化
尽管独裁、专制政权拥有丰富的财政资源，但他们却常常迫使人民处于或者濒临贫困的可悲状况。“公开你的支出”组织在全世界有8百多个分支机构，他们的计划是要提升各国政府的财政交易透明度，以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为什么这个计划不更进一步呢?财务交易透明化应该扩展到所有与独裁、专制政权打交道的公司、政府、NGO和个人。这种透明化不应该仅仅由法律强制来完成，更应该辅之以国际社会的监督。政府、NGO和国际组织应该联合起来，确保经济发展不能从践踏人权中牟利。军事援助
正如建设援助一样，一些国家也向另一些国家提供武器和训练方面的军事援助。在独裁、专制国家，这类援助往往会被用来对付非暴力抗议活动。埃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每年对埃及的援助总额超过13亿美元，即使在埃及军队对对抗议者进行镇压的时候也没有削减。出资方政府应该严密监视受助方政府对援助物资的使用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至少，出资方应当确保任何军事训练不能用于侵害人权和违反国际法。
出口许可证
和军事援助一起，外国政府也经常提供武器出口许可证给那些有人权记录污点国家的军火商。比如2012年秋，“匿名者”国际报道称，美国国务院颁发许可证给两家向埃及军方出售化学催泪弹和暴乱控制武器，以镇压民众抗议活动的美国公司。政府可以通过签署国际武器贸易协定迫使这种情况发生变化。这一贸易协定应当包括确立新的国际许可证管理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所有制定和签署类似协议的动议都遇到了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发展援助
西方政府每年都会支出几百万亿美元用于外国援助，而且援助对象常常是那些号称能代表国家利益的独裁政府。比如从1975年开始，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每年提供280亿美元经济建设援助给埃及政府。这笔资金可以被用于对进行民主改革的政府进行嘉奖，也可以用于对践踏公民权利的政府进行惩罚，2011年10月，英国首相就曾威胁要切断对所有有同性恋入罪法案国家的经济援助。虽然这一政策很有效，但是一国政府往往要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给邻国施压
邻国经常对独裁、专制国家主动支持或者听之任之。邻国会与独裁、专制国家做生意或者把外交信用借给独裁者，这一行为变相(有时候是无意的)鼓励了专制。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之所以对邻国的人权侵害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破坏地区稳定。更进一步讲，与独裁者亲近会得到回报。比如从他们奢侈的国库中抽取一部分垄断利益，以换取商品和信用。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变这种对邻国行为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方法呢?如果西方政府和公司鼓励那些独裁、专制国家的邻国停止与他们做生意，就可以孤立这些政权，提高体制内人士“弃船”逃生的概率。取消双重国籍身份
很多独裁者和人权侵犯者都有双重国籍身份。外国政府可以取消这一公民权以保护那些受到独裁、专制侵害的人民。黄金降落伞
另一个外国政府可以介入的方法是和独裁者讨论特赦条件——如果独裁者愿意主动离开其统治的国家，他将会被安置到一个对其友善的国家去。比如利比里亚的查尔斯·泰勒被流放到尼加拉瓜(不过这一条件不久就被取消，因为他被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对独裁者的特赦非常有争议——虽然倡导者认为这是结束暴力的最快捷、现实的办法，但批评者认为，免去对独裁者罪行的惩罚与国际法相冲突。在邻国建立广播站
在那些互联网被关闭或者很难接入的国家，独立媒体可以在其邻国建立广播塔和FM电台发射器。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时代，美国就曾援助在塞尔维亚的邻国波斯尼亚、科索沃、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建造广播塔和FM电台发射器。这一被称为“四面楚歌”的援助计划让塞尔维亚人重新听到塞尔维亚独立电台、美国之音、BBC、明镜电台和法国广播电台的塞尔维亚语节目。只要长期提供这类计划，这一促进民主的手段将非常有效。不过，这一建设投资巨大、耗时漫长。实际上，在上述塞尔维亚的案例中，一些信号发射器和广播塔是到米洛舍维奇倒台之后才建立和运转起来的。移动电话“影子网络”
在独裁、专制政府完全控制移动电话网络的情况下，外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影子网络”来代替抵消独裁者关闭关闭的网络。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曾经在“栅栏计划”上花费5千万美元，该计划用阿富汗境内美军基地信号发射塔建立了“影子网络”。显然，这类价格昂贵、耗时巨大的计划只能由准备长期占领该国的外国政府执行。有条件伙伴关系
对于欧洲那些违反国际法或者镇压民主运动的国家，成为欧盟会员国这一有条件伙伴关系经常被用来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对斯洛伐克加入欧盟的许诺是斯洛伐克人推翻前总统梅洽尔的原因之一。加入欧盟的许诺还促使塞尔维亚人把米洛舍维奇送上了国际法庭。不过，以一有条件伙伴关系也饱受争议。批评家指出，在中东欧，这一手段在效力方面的影响被过份高估了。因为很多国家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欧盟的政策对此进程的影响十分有限。在白俄罗斯这类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有条件伙伴关系对促进民主改革的作用更微乎其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法、俄)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可以发起动议，谴责某个独裁、专制国家的行为(比如使用武力或者建立维和任务)，或者将此案上报到国际刑事法庭。目前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安理会的决议具有一票否决权。在近期的叙利亚的案例中，某些常任理事国就成功地阻止了安理会的动议。查明事实和联合国维和
记录人权侵害不仅可以为终结一国的暴力镇压行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还可以为起诉独裁者提供证据。查明事实是收集杀戮、强奸和其他人权侵犯证据的重要一步。这些工作可以与目击者的证词或者大规模死亡人数互相应证，进而在法庭上(比如国际刑事法庭)赢得诉讼。2011年，洛杉矶《时代》杂志就刊载过一些西方国家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战争罪调查。为急速发展的人权监督事业建立时刻待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是另一个肩负众望的任务。罗马法条约体系
罗马法是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体系。国际刑事法庭的刑事审判权自然适用于加入这一条约体系的国家和国民。加入这一条约体系的国家必须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世界上让独裁者躲藏、免罪的空间越小，对于人权危害的成本就越高。国际特别法庭
联合国安理会下属的国际刑事法庭下设特别法庭——比如国际法庭对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成立的特别法庭——无形中遏制了独裁者对其人民使用暴力。不过，这一法律机构的作用是非常有争议的。批评家指出，成立于1993年的南斯拉夫特别法庭在阻止斯雷布雷尼察种族大屠杀中毫无作为，也没能阻止接踵而至的科索沃战争。批评家还指出，国际特别法庭的判决只比“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宰割”正义一点点，而且很可能引发该国国民对独裁、专制政权的支持，因为独裁者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国际阴谋的受害者。比如在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就因为受到国际特别法庭起诉一度被视为国际迫害的受害者而受到国民的同情。很多民主活动家都希望米洛舍维奇能在塞尔维亚受到审判。国际刑事法庭
国际刑事法庭起诉违反国际法的独裁者被视为阻止战争罪的手段。2009年，国际刑事法庭第一次对现任政府首脑发出传票。这一传票是发给苏丹总统巴沙尔的，他被指控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原本该指控还包括“种族清洗罪”，但是这项指控因为证据不足被撤消了)。不过，国际刑事法庭也极具争议，批评者认为，判决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不仅对法律的适用等等要达成国际共识，而且耗时漫长。因此，到目前为止只有非洲的独裁者曾经被国际刑事法庭定罪——这一事实招致非洲人的不满(他们认为独裁者应该在本国受审)。批评者还认为，由于国际刑事法庭没有逮捕权和引渡权，判决结果必须依靠本国政府和组织执行，这也使得起诉的效果存在问题。然而，国际行动者仍然可以施加压力，以扩大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权的范围。国际逮捕令
外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国际逮捕令掌握司法管辖权。已经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这一方法。比如1998年西班牙以智利的人权侵犯为名，起诉智利总统奥古斯都·皮诺切特。英国当局接受西班牙法庭的要求，逮捕了当时正在伦敦治病的皮诺切特，但他最终仍然被释放，并且返回了智利。对人权侵害者发出国际逮捕令的手段如此激进，意味着只有很少的政府会做出这一选择。未来，应该有更多外国政府发出国际逮捕令。拒绝外交豁免权
当享有外交豁免权的独裁、专制国家的高官访问外国时，被访问国家可以拒绝承认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并追究他们人权侵害的责任。这一方法对正义的实现值得我们进行广泛地探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做的国家将使自己驻该国的外交官也陷入被报复的危险。外交制裁
是一个相对于经济和军事制裁而言，成本较低的手段。外交制裁往往是其他制裁的前奏，它包括限制或取消高等级的政府会晤、撤回外交事务、驱逐外交官。外交制裁是一个作用广泛的工具，曾经有许多被使用的案例。但它也经常被批评为华而不实，形式重于实质。禁止出游
一个指向明确的制裁方法是禁止出游。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拒绝提供VISA，限制独裁政府特定的官员出行。偶尔，出游禁止会被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国民，比如古巴。出游禁止已经在被很多国家使用，限制名单包括利比亚、阿富汗、象牙海岸、北朝鲜、伊朗和叙利亚，这份名单没有理由到此结束，一个可以改进的方法是，可以把禁止范围扩大到掌权者的家族成员和主要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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