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

海外NGO、基金会和其他非民间组织如何支持非暴力抗争

以下内容节选自《海外人士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原文为《AN OUTSIDER'S GUIDE TO SUPPORTING NONVIOLENT RESISTANCE TO DICTATORSHIP》,英文原版PDF下载地址1地址2,为方便阅读已调整排版。

目录:

  1. 海外的普通人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2. 海外的科技人员如何支持非暴力抗争
  3. 海外的艺术家、记者和传媒专家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4. 海外的NGO、基金会和其他非民间组织如何支持非暴力抗争
  5. 外国政府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6. 外国外交官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7. 海外的企业和消费者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数十年来,非政府组织一直致力于协助活动家在不民主的国家争取民主。在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制裁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时候,被NGO、基金会、大学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提出的非暴力政策却少有人问津。这一章的是试图对这些方法做一个总的概述,目的是让非政府组织更了解这些手段和工具,用以协助活动家削弱独裁者的权威,而不必诉诸暴力。

小额资助计划

小额资助计划可以资助政党、持同情立场的地方政府、军队成员、NGO、公民组织、商团和媒体。在外国银行账号被冻结的国家,这些资金可以通过外国人用手提箱、汽车夹带进这个国家。在塞尔维亚,这类小额资助计划被证明意义非凡。反米洛舍维奇的学生组织“抵抗”(Otpor)接受了这类小额资助,用于购买传真机、电脑和其他诸如T恤、徽章、贴纸和小手册一类的东西。小额资助流通快、手续简单。和接受大额资助相比,几乎没有繁琐的官僚手续。但是,和其他所有干涉形式一样,小额资助计划也会给当局指责抵抗团体是“美分党”、“外国间谍”的借口。(塞尔维亚政府对于“抵抗”(Otpor)组织的指责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特别是在推翻米洛舍维奇之后,该项目成了瓦解“抵抗”(Otpor)的导火索。)

大额资助计划

政府和国际NGO可能会把大额资助款转给国内的独立媒体、公民团体、工会等组织,以支持其长期项目。比起小额项目,大额项目的优势在于更持久,可以支持更大型的计划。但是申请这类项目需要很长的周期,有繁琐的审批程序。更重要的是,这一类资金经常需要透明化,很容易暴露外国资金与抵抗运动之间的关系。

信贷证券(Hawala)

捐款是外国人为国内活动家提供资金对抗极权的重要方式,但如何把资金汇给国内的活动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信贷证券是一种存在于传统银行系统外的汇款方式。它依靠全球非正式信贷证券网络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同意在非正式情况下借贷资金,这种方式使资金很难被追踪。信贷证券是在中东、非洲和亚洲广泛使用的资金流转方式。这种方式使“离散犹太人”组织的成员可以把资金送给他们的家人。

信贷证券同样也可以被海外人士用来进行人权救助和为抵抗运动提供应急资金,特别是在那些缺乏正常有效筹款渠道的地方。比如在阿富汗,信贷证券已经成为人道援助、大多数NGO和国际资助方的主要资金传输方式。NGO通过这一非正式渠道已获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助,其中私人捐款增加了1百万美元。分析家称,和正在运行的官方资金渠道相比,阿富汗信贷证券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有效的、廉价的国际-国内支付工具。

在汇率管制或者银行系统管制的国家,信贷证券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资金转移手段。但它也不是完美的。比如它既可以用来支援人权活动家,也可以用来支援当局的支持者及犯罪集团。因为这种方式缺少透明度,其点对点的资金传递方式是非法团伙,比如贩毒集团洗钱的主要途径。因为它没有书面记录,也可能给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援助。

物资援助

外国的物资援助可以支持反对派开始运动。物资援助可以包括提供手提电脑、打印机、发电机、便携式传真机、卫星电话、移动电话和相关活动设备,比如纽扣、勺子、喇叭等等。但是,物资援助尽管有用,但是传输物资要比现金困难得多,而且也容易招致独裁政府的注意。

能源援助

在那些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对地方有目标的放宽制裁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比如在米洛舍维奇统治的塞尔维亚,欧盟为独立的市长提供热能和石油,对米洛舍维奇的忠诚者则实行能源禁运。这个项目被称为“能源换民主”,其目的是为反对派争取公众支持和显示摆脱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的益处。

网络资源

网站和博客一直被认为可以为非暴力运动的手段和路径提供重要信息。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一直告诉全世界的活动家如何使用非暴力来对抗压迫。“电子革命”( iRevolution.net )这样的博客提供了很多让非暴力运动变得吸引人的案例。“民主社区项目”(the Project of the Democracies)网站提供了《外交手册》,探讨如何使用外交手段提升一个国家的民主。从埃及到叙利亚,这些网站都将其他国家推翻独裁者的经验传授给本国的活动家,以增强他们经过时间考验的技巧。仅仅在2011年,阿拉伯文版的CANVAS《非暴力抵抗行动手册》就被下载了超过1万5千次。

培训活动家

很多像NDI、IRI、FES、KAS、民主威斯敏斯特基金、阿尔弗莱德.莫泽尔.斯蒂庭( Alfred Mozer Stichting )这样的NGO会资助外国专家,帮助他们培训国内的非暴力运动活动家进行政党建设、动员方针和选举监督。在那些外国训练师不能进入的国家,培训则在邻国进行。NDI这样的NGO组织还设立训练师培训项目来帮助核心活动家了解如何培训其他人。不过对于捐款人而言,培训项目往往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由于培训师不了解当地文化,因而无法适应目标国的国情,同时又缺少对培训效果的跟进。

培训反对党成员

很多国际组织为极权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培训反对党党员。像NDI、IRI、FES、KAS、民主威斯敏斯特基金会、阿尔弗莱德.莫泽尔.斯蒂庭(Alfred Mozer Stichting)会培训新的政党成员如何参加竞选,以及如何组建一个地方、地区或者国家的政府。对于党员的培训课程包括公共演讲、选举的技巧、党内沟通、竞选管理、民意调查和政治意识形态。像IRI这样的组织经常把培训计划外包给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使政党可以用来检验活动信息和选区的民意情况。

培训独立媒体

像IREX或自由之家这样的国际NGO也会为当地的独立媒体和记者提供培训项目。在极权国家,这些培训会教授当地的记者如何进行客观报道、如何摆脱官方媒体的束缚。教授不同媒体如何吸引不同的关注和如何筹款。

培训地方选举监督员

培训项目还包括训练潜在的选举监督员。特别是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和伪民主国家,选举监督员可以有效地发现选举舞弊,进而发动群众反抗当局。揭露当局选举舞弊对于发动群众推翻独裁者尤为重要,这一情况在2000年的塞尔维亚民主运动,2003年的格鲁吉亚民主运动,2005年的乌克兰民主运动中被反复验证。在上述三个案例中,国际组织为这三个国家培训了数以千计的选举监督员,他们都具有发现选举舞弊,发布真实选举结果的能力。在塞尔维亚的案例中,地方选举监督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米洛舍维奇要求第二轮总统选举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对于选举监督员的培训需要和当地的情况相适应。在那些没有选举制度的国家,培训选举监督员的作用不大。

培训警察和军队

警察和军队往往是当局武力镇压抵抗运动的主力。正因为如此,外国政府和国际NGO都拼命想使军队和警察民主化。特别是在那些刚刚摆脱独裁统治但还没有真正建立民主的国家,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培训军队和警察。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教授他们如何服从国际人权标准和遵守法律。20年来,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警察的培训在提升当地这些训练民主程度中有了重大的作用。在一些冲突地区,比如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索马里,这类培训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幸的是,很多由FBI、美国缉毒署和国务院资助的与这类国家警方的合作很难真正对该国的民主进程产生影响。事实上,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有些培训甚至与维护人权相冲突。(详情参见Thomas Carothers的作品)

培训法官、检察官和公益律师

为了促进非民主国家或者新兴民主国家依法治国的进程,国际NGO组织可以给当地司法机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设计一个多方面的培训计划。培训这些人的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如何依据法律程序对待嫌疑人和代理嫌疑人,如何根除腐败和处理积压的案件,保护市民平等旁听庭审的权利。

培训活动家

对于培训项目普遍的批评是这些项目缺乏对特殊国情的考虑。外国训练师不了解本地活动家所处的政治环境。我们这个问题想到的解决方法之一,是让其他国家的活动家去指导培训,而不是依赖那些所谓的“权威”。在这一思路下,CANVAS给了那些活动家和培训师一个机会,即将他们通过非暴力运动推翻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的经验传授给那些正在努力推翻本国独裁者的活动家。到目前为止,CANVAS已经培训了十几个这类国家的活动家。

民意测试

在那些允许选举的独裁、专制国家,NGO和外国政府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来检测人民对现政权和反对党的支持程度。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提升活动家的士气,鼓励反对派联合起来。在推翻塞尔维亚的运动中,外国捐助者曾经发起民意调查来提升反对派和公众推翻米洛舍维奇的信心。尽管民意调查作用巨大,但是在非民主国家,民意调查的结果很可能不准确,在那些缺乏选举实践的地区甚至可能没什么用。同时,反对派也对民意调查持谨慎态度,因为民意调查可容易被政府操纵和利用。

选举监督

选举监督是外国介入某国民主进程的关键方式之一。一旦受到邀请,IFES、OSCE、IDEA、联合国和其他很多国际组织可以提供一系列选举监督的行动,进入非民主国家监督选举的质量。他们对于选举舞弊现象的谴责可以鼓动人民走上街头,为“选举革命”播下星星之火。选举监督曾经降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选举公平等级,谴责他们的投票既不连贯又错漏百出,他们的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选举监督还需要和那些受当局收买的选举监督员对抗,因为两方面的报告完全不一样。不过,这种评估方式只会降低那些自称民主的非民主政权的合法性,但对于短期内的民主建设少有裨益。而且,选举监督需要得到非民主国家政府的邀请,独裁者是不会发出这种邀请的。国际社会也许应该更加积极地游说各国政府接受选举监督,同时谴责独裁政权拒绝监督的行为。

拍摄非暴力抵抗活动

拍摄视频片段和纪录片可以对本国的活动家有教育和鼓舞的意义。纪录片《推翻独裁者》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末塞尔维亚非暴力运动抵抗斗争的成功和挫折。颜色革命前,这部影片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公共频道公开放映,它还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缅甸语、波斯语、法语、印尼语、汉语、俄语、西班牙、乌兹别克语和越南语。不过,虽然纪录片在世界非暴力抵抗教育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它对于活动家本身的作用很难准确评估。

制作非暴力抵抗电子游戏

电子游戏是一个有趣又有创意的学习方法。美国断路游戏公司(Breakaway)发行了一个互动的电子游戏《一种更强的力量》,游戏要求玩家通过召集团队,争取公众支持,削弱支持当局的支柱来学习推翻独裁政权的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和战术。这个游戏是由原塞尔维亚学生组织“抵抗”(Otpor)的活动家设计的。

召集名人声援

争取有声望的名人的支持是外部干预的方法之一。这些名人的声望既可以吸引公众的关注,也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比如明星乔治·克鲁尼和米娅·法罗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吸引公众对达尔富尔暴力事件的关注。2006年,克鲁尼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帮助南苏丹独立争取支持。但是除非这些名人能够长期在一件事情上倾注精力,否则他们的影响可能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常常批评名人只关注极少数的小问题,而忽视本该重视的大主题。

开演唱会和发起公共事件

邀请知名音乐人参与的大型演唱会可以为某个紧急事件募捐,还可以吸引公众对该事件的注意。比如1984年,鲍勃.格尔多夫组建爱德乐队,为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募款。从那时起,其他音乐人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比如U2乐队的博诺曾经演奏《为了变革而鸣》。就像其他名人一样,这一类盛大的活动很容易筹集资金,歌星和歌迷的团结也可以为独裁、专制国家的活动家提升斗争士气。不过,在没有持续变革的长远愿景和没有清晰的战略方法的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不会长久。

说服宗教领袖

宗教领袖总是有很多追随者,他们也擅长使用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影响力,进而得到捐助。通过争取这些宗教领袖的支持,海外人士可以从当地社区募集资金支持国内的活动家。这样既可以赢得海外公众的支持,也可以对独裁、专制国家造成政治压力,还可以提升国内活动家的士气。特别是移民社区的宗教领袖尤其擅长此道。不过,和强权国家属于不同宗派的海外人士要谨慎使用这一手段,特别是在当地语境下的伦理和宗教敏感时期。这一手段很可能被独裁者当作是外国干预和宗教阴谋的证据。

对非暴力抵抗运动进行嘉奖

另一种提高对侵犯人权案例关注度的方法是颁发年奖或者半年奖给非暴力抵抗活动。很多组织都设置了这类奖项。比如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奖”,奖励那些为了推动全世界人权和民主而战斗的勇士。2011年该奖颁给了“突尼斯和埃及人民”,因为他们为了民主努力拼搏,不畏牺牲。这些组织设立这类奖项的目的是为了褒奖高尚的抵抗行动。但除非辅之以丰厚的奖金,这些奖项往往鲜为人知。

大学捐赠教学设施和教育资源

大学可以捐赠教学设施,也可以提供其他教育资源。这样可以使受捐赠的抵抗运动得到公众的关注,还可以分享大学对非暴力运动的研究成果。大学还应该建立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教育政策,为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类福祉做贡献,不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独裁统治的支持者。

奖励叛逃者

从2006年起,易卜拉欣基金会在非洲设立了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奖,旨在奖励那些在任期内政绩卓著,到任或者在任期结束前交出权力的非洲领导人。该奖在过去10年颁发了近5百万美元,在未来每年还会颁发20万美元。这个奖项的目的是以物质奖励的形式鼓励政府首脑依法办事,促进民主的进步。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给那些背叛独裁者的人以相似的奖励呢?奖金的额度可以适度调解,对先叛逃者加大奖励,对后叛逃者依次递减。当然,设立这些奖项之前必须确保人权侵害者不会变相受益,或者从中获得保底的奖励。假如这是可行的,对叛逃者的奖励可能会增加背叛独裁政权的人数。

建立独裁者名录

设立独裁者名录是另一个可以使公众注意独裁政权的办法。很多组织,比如自由之家、贝塔斯曼基金会和经济学人智库,已经设立了民主目录。但是却没有一个完整全面的独裁者名录。《游行》杂志提供了一个“世界最差的独裁者名单”,但是没有对名单入选者的入选标准做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在未来,个人或者组织应该考虑发展一个详细地、分门别类的列举独裁者的计划,该计划可以每年评选“年度最差独裁者”。这个事件很可能会吸引媒体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犯罪,同时可以指名道姓地羞辱世界上最差的独裁者。

讨论最优方案

海外人士可以考虑联合起来创立一个虚拟的平台,用来讨论和分享最优的非暴力解决方案。援助者、决策者、学者和活动家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外国援助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
建立线上信息交换平台:一个有可能扩大非暴力抵抗运动渠道的方法是发展一个致力于非暴力抵抗路线的信息交流所。当更多考虑走非暴力抵抗路线的个人和团体出现时,一个有组织的信息交流所可以帮助他们协调行动,同时该交流所还可以实现最优方案共享、让全球的活动家形成网络,交流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不过这可能会给那些没有安全技术或者网络足迹被追踪的活动家带来麻烦。

召开年度会议

很多组织已经在训练活动家理解独裁、专制国家的内涵和提升虚拟的非暴力抵抗。为什么不干脆组织一个年度会议,让这些活动家、学者、专家和决策者一起讨论非暴力抵抗可以运用的新技术、一线活动的经验教训和如何协调各地的活动家呢?这个会议可以引发人们开启一个关于非暴力运动重要性的跨国讨论,就像“达沃斯论坛”在经济讨论中的地位一样。有朝一日这个会议可以成为永久性的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援助非暴力公民不合作技术的传播。

及时回复活动家的咨询

任何人,只要在相关领域(制裁、外交、公共关系、广告、IT、网络等任何领域)具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帮助活动家建立一个危机中的快速回复团队。不过,这一团队必须和一线的活动家保持高度互信,并且拥有日常交流的安全手段。

建立年轻活动家网络

尽管有脸书、推特和其他网络聊天室的广泛传播,仍然有许多活动家对世界其他地方活动家的斗争经验和教训所知甚少。为什么不准备一个跨国的网络平台,供非洲、中东、南亚、前苏联国家,以及世界各地从事相似斗争的人们使用呢?这一网络可以让活动家从互相学习新的对抗强权的方法。其他国家同伴的传奇故事可以为本国活动家的斗争提供灵感和素材。不过正如线上信息交流所和年度会议一样,我们必须清楚这种网络也有暴露出某人是活动家的可能性。

为活动家奖学金

提供奖学金是另一种外部人员可以用来支援与独裁斗争的活动家的方法给活动家奖学金可以给活动家提供网上培训材料的访问权,或者支付他们国际国内的教育费用。奖学金不仅可以让活动家学习知识,还可以让他们构建网络和募集资金。不过在提供奖学金的时候,外国机构必须要明白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造成独裁政权的人才流失,不应该鼓励活动家离开最需要他们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国外的委培教育的活动家,在回国后很可能被抹黑成局外人或者外国间谍。

建立推特论坛

很多世界知名的活动家通过社交网络来传递消息。不幸的是,他们很少有机会在线下分享经验。海外人士可以组织和资助这一类线下的社交网络论坛,以供推友和脸书朋友线下相聚并结成友谊。

绘制支持者图

每一个独裁政权都依赖其忠实走狗、商业伙伴、军事联盟、裙带关系和家庭成员才能控制和维持政权。通过绘制这张关系图,活动家可以试着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削弱支撑独裁政权的支柱。海外人士可以通过绘制“关系图”给这些支柱造成第一条裂缝。“关系图”包含详细分析那些当局继续执政所必须依赖的关系。他们可能是宗教、贸易、洗钱、培训、知识、后勤等等。通过“关系图”,海外人士可以协助开启一个全球性对话,以讨论如何拆散这些关系。

揭露独裁者

和国内的活动家密切合作,海外人士可以公开独裁者及其官员的个人生活信息,比如邮件、家人上学的学校、家人常用的社交地点。国内活动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发动非暴力抵抗,比如静坐或大规模抗议。同时海外人士还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对这些官员进行定点惩罚。

制作非暴力抵抗问答手册

海外人士还可以制作一些在不同语境下的非暴力抵抗问答手册,为国内的活动家提供各种问题的应对技巧。比如埃及的政党正在准备大选,公民社会如何针对候选人的言行进行监督,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方法。这些手册可以由国际NGO设计,让国内的活动家了解这些方法,并且知道如何应对,以赢得重要的政治空间。

建立国际规范标准

国际规范标准可以非常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发生人权侵犯事件的国家。国际规范标准,比如保护责任、言论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等,经常被国内的活动家用来给本国政府施压,并且游说外国政府支持他们的主张。国际规范标准还可以作为粘合剂,把持不同政见的人联合在一个共同的、相对冲突较小的大的框架之下。比如言论自由有可能使保守派和自由派、世俗论者和穆斯林、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些往往被视为持完全相反政见的人联合起来。需要注意的是,很少有独裁者公开反对民主,他们大多声称自己全心全意拥护民主。但独裁者经常宣称自己才是这些国际规范标准的解释者,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施加国际压力

全球组织、个人和公司联合行动可以给那些独裁、专制国家的反民主立法和人权侵害事件施加影响。一个最成功的案例是对乌干达反同性恋提案的国际声讨。2011年的4天时间内,“全力以赴”(AllOut)等国际组织从192个国家和10个地区收集了50万个签名谴责该这个要求对同性恋处以死刑的法案。这些组织带来的巨大国际压力迫使乌干达政府暂时搁置了该法案。但是2011年10月又重新启动了该提案的辩论进程。这显示了,国际压力想要真正奏效,不仅必须连贯持久,而且还需要和其他形式的抵抗、谴责相配合。

国际商务透明化

尽管强权政府有丰富的财政资源,他们常常使自己的人民处于或者濒临贫困状态。“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运动迫使政府财政透明化,确保人民监督官员的权利。为什么不让这个运动更进一步呢?政府财政透明化应该扩展到所有与独裁政权打交道的政府、公司、组织和个人。这种透明化不应该仅仅由法律强制来完成,更应该辅之以国际社会的监督。NGO、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联合起来,确保经济的发展不能从践踏人权中牟利。

外国记者

强权政府往往会在镇压自己的人民之前先把外国记者撵走。这时,外国记者进行报告往往会带来额外的风险,他们的勇气很可能引起国际社会对强权政府的谴责。在也门,这些外了记者经常被禁止使用信用卡,这使他们不可能在这些国家进行报道。海外人士应该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允许外国记者合法地使用信用卡。这需要努力游说西方政府给这些极权国家施加压力。

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教育

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常常对他们的政策移植到独裁、专制国家将会产生的负面后果缺乏理解。尤其在互联网技术方面,一些以正当理由制定的政策,在独裁、专制国家却会给活动家带来危险。比如打击网络犯罪的政策,可能被独裁当局利用,作为打击言论自由的法律。同样,打击盗版的政策在独裁、专制国家也可能成为威胁言论自由、破坏创造力的手段。西方国家的公民应该教育他们的政策制定者不要在制定政策时产生类似的“连带伤害”。

国际视频会议

同步分享视频会议是另一种海外人士可以使用的促进活动家和国际社会交流的工具。像“通路”(Access)这样的组织已经开始使用视频会议让公司高层、政策制定者与抗议中的国内活动家直接接触。比如也门抗议者发表的演讲立即通过视频会议在美国的团体会议上进行直播。这些视频可以通过画面直接显示活动家面临的冷冰冰的威胁和人们赤裸裸的不满。视频会议不仅可以提升对独裁、专制国家人权被侵害问题的关注,也可以给那些为虎作伥的公司施加压力以改变政策。作为一个可能会产生力量的武器,视频会议需要大量且仔细的后勤准备。它们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比如活动家可能因为参与到视频中而被逮捕的时候。

现场直播

想要引起公众对一国人权侵害的重视或游说立法者制定法律阻止某个政府特定的人权侵害行动,抵抗组织可以拍摄人权侵害现场或抗议现场的影像、图片。比如半岛电视台通过直播来报道埃及革命,“全球革命”网站通过直播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直播在记录大型抗议活动和揭露当局人权侵害的时候非常有效。这些画面可以被用来刺激全球的公众监督独裁政权作出的保证,以及激励外国的决策者行动起来支持民主运动。

激光

让决策者、公司、个人关注人权侵害或者抗议活动的一个方法是用大功率激光把人权侵害的图片投射在人群密集的广场上。一个被称为L.A.S.E.R.tag(镭射枪计划)的涂鸦研究室发明了好几种用镭射枪把墙上的涂鸦投射到几百英尺外的方法。不过尽管这种方法有助于将人权侵害案件公之于众,但其效果可能很有限。而且除非组织大规模行动,否则很容易被当局所控制。比如2008年涂鸦实验室曾经想用镭射枪把“自由西藏”的信息发送到北京各地,但是计划失败后,涂鸦艺术家詹姆期.包德利在中国被逮捕。

证据收集和记录保存

海外人士还可以为那些致力于揭穿当局秘密的活动家提供载体和场所。外国行动者可以提供一个电话或者邮箱让国内活动家可以将他们知道的关于人权侵害的秘密发送出来。不幸的是,这类数据库往往非常脆弱。外国行动者必须对此非常谨慎,务必确认这些人权数据被妥善保存和加密,绝不能泄露活动家的身份,更不能损毁证据,因为这些在未来都是呈堂供证。

绘制危机地图

在那些正在发生人道危机的国家中,“危机地图”绘制者可以使用手机和网络申请参与式地图、众包人权案件数据、航空和卫星拍照、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平台、图像分析,以及通过计算机模型和数据模型进行早期警告,提示读者危机发生的位置。

“目击者”(Ushahidi)是一个非营利的技术公司,致力于发展信息收集、互动地图、开放
源代码软件,将信息可视化。为了应对2008年肯尼亚后选举时期的暴力,“目击者”允许用户们使用基础设备,比如手机、电子邮件和推特来提交人权侵害的证据和报告。不过“危机地图”对于网络崩溃的应对能力非常脆弱。

自由无人机和空中监视

无人机通常被用来进行军事行动。现在,人权活动家也在探索无人机的新用途。因为无人机是一个空中监视工具,可以被部署在像叙利亚这样的战区来监督人权侵害事件。无人机有多种多样的优势:它在天上飞,可以回避人权观察家经常要面对的暴力;它可以抵达观察家抵达不了的地方;它携带高分辨率相机,可以取得大多数手机和手持照相机清晰度达不到的图像;它还可以帮助人权团体清点到场的抗议者人数,查明政府部署的军警和武器所在的位置,识别即将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犯罪。

无人机正变是越来越便宜,目前的价格只有几十万美元。因此,将无人机用于人权、环保维护领域不再是幻想,它正在被各种行动所实践。比如在南半球,环境小组海洋领航员社会保存者正在使用无人机监控日本的捕鲸船。在波兰,活动家使用无人机记录警察对华沙全城抗议的镇压。在上述事件中无人机都记录了它所部署地区的犯罪证据。在未来,无人机还可以被用来传递物资。比如把教育材料或者卫星电话、U盘空投给活动家。

尽管无人机功能强大,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在独裁者眼里,无人机很可能是非法的,被视为对其领空的侵犯。如果使用不当,无人机也可能被超越人权维护范围使用。不仅如此,国际无人机还有可能被独裁者指责为活动家与境外势力勾结的证据,而本地无人机操作者会面临政府的报复。

卫星

部署卫星也可以让国际社会监督人权侵犯案件的爆发。在苏丹,“苏丹守卫计划”租用了一架间谍卫星来监督潜在的暴力源头。但是卫星非常昂贵。而且有证据显示,政府可能采取很多回避卫星监控的方法。比如伊朗就曾向叙利亚政府提供阻断卫星电话信号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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